张智全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公布，其中对醉驾情节轻微的情况提出如下表述：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5月15日《华西都市报》)。

　　这一指导意见一出台，就立即被解读为“醉驾一律入刑有望松动”，引发广泛关注。在不少人看来，“醉驾一律入刑”实施以来，不仅有效遏制了交通事故，也让“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成为常识。在此语境下，最高法院对醉驾量刑予以“松绑”，是倒退。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最高法院的这一量刑新规，只不过是对现行法律的强调和重申。刑法总则第13条明确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总则第37条亦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既然任何“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可以免予刑事处罚，那么，醉驾行为自然也不例外。更何况，对犯罪的处罚必须“罪责刑相适应”，如果不论情节轻重，一律对醉驾顶格判刑，有悖公平正义。可见，最高法院关于“醉驾不再一律入刑”的量刑新规，不但于法有据，而且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刑罚原则，实际上是对不分情节轻重“醉驾一律入刑”做法的理性纠偏。

　　不过，尽管在法理上这一量刑新规站得住脚，也契合了司法实践的客观要求，但如何收到预期效果，还有诸多问题需要予以明确。换言之，对于“情节显著轻微”的醉驾行为，究竟该如何准确界定，还需要进一步细化，以实现刑罚对醉驾行为的精准处罚。否则，就极有可能因为界定标准的不明确带来司法的模糊性，让刑罚对醉驾行为的依法惩处变调走样，既有损公平正义，又危及司法公信。

　　醉驾量刑的新规实施后，公安机关可能对该类案件不再一律立案，检察机关亦不再一律起诉，案件的裁判全由法官说了算，势必增大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情节显著轻微”没有明确的标准，那么法官裁判时，就对量刑尺度的把握有了更大随意性，从而给少数不能坚守司法底线的法官留下枉法裁判的空间，进而产生司法腐败。有鉴于此，在实施“醉驾不再一律入刑”时，必须要对“情节显著轻微”这一关键要件作出明确的规定。须知，标准不明确，不但难以彰显刑罚的威慑效果，也会给法律的公平正义造成损害。

　　毫无疑问，“醉驾不再一律入刑”彰显了法治的理性，理当坚定不移地推进。然而，“刑罚的威慑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醉驾入刑”的重点，不在于对“情节显著轻微”的醉驾者处以严酷刑罚，而在于让每一个醉驾者能领受到公平公正的刑罚。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按照科学合理的法治原则，对“情节显著轻微”的醉驾行为设计出严密完善的界定标准，从而杜绝量刑的模糊空间，确保刑罚对醉驾行为的精准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