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其洋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全民欢腾之际，国民党撕毁和平协议，挑起内战。慈溪梁弄镇(现隶属余姚市)风云突变，国民党大规模突袭四明山地区的浙东游击纵队，浙东区党委书记谭启龙与爱人严永洁奉命紧急北撤。这时，二儿子谭大凯只有2个多月大，他们面临“两难抉择”：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危险重重不说，也无暇顾及孩子；把孩子留下来，一旦被敌军得知，怕是难以活命。

　　“我跟随部队北撤，奶养你们的孩子。”这时，裘岙村村民翁大花站了出来。她做妈妈不久，儿子裘明星比谭大凯大两个月。谭启龙一开始并不同意，但翁大花态度坚决，让他最终点了头。与亲人含泪告别后，翁大花随部队北撤。不幸的是，她于1947年在沂蒙山区因病离世。

　　2018年6月20日，“四明山妈妈”翁大花的雕像，在余姚裘岙村落成。年轻妈妈翁大花怀抱襁褓中的婴儿，眼神慈爱而坚定，身后是新四军战士与四明山百姓依依惜别的场景。7月1日，建党97周年那天，《现代金报》用2个整版，报道了“四明山妈妈”的故事。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子女是母亲的心头肉，舍儿犹如割心肝。就算是铁石心肠，看了翁大花的壮举，恐怕也会动情。我读这样的故事，感动和敬佩之余，不由得想到：那么年轻的妈妈，何以有勇气做出那么大的牺牲？我们今天缅怀“四明山妈妈”，最该记取的是什么？

　　生活在民风淳朴的山村，耳濡目染，崇德向善的情怀自然会浸入翁大花的生命。但不能不说，说不出什么大道理的老百姓，是最明白大道理、最看得清是非对错的，也是最能做出“舍小我而成大义”的抉择和牺牲的。

　　新四军驻扎四明山后，翁大花目睹了这支队伍为了穷苦人翻身，严以律己，浴血奋战，无数英魂长眠于四明山的事实。人民的军队，来自人民，扎根人民，是人民在滋养他们、支持他们，没理由不为人民的利益战斗和牺牲。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代替人民的力量，背叛人民、与人民为敌，没了人民的信任、滋养和支持，再雄厚的实力、再庞大的队伍，也只能是无基之台、无本之木、无源之流。决定一支军队、一个政党成败兴衰和一个民族历史走向的，只能是人心向背。真心拥护军队的人民，遇到真心为人民谋幸福的军队，深埋于内心的良善种子，便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

　　翁大花就是这样一棵生长于四明山麓的“参天大树”。扪心自问一下，换位思考一下，就能明白，翁大花做出那样的抉择，是多么艰难而崇高，“四明山妈妈”的称谓，她当之无愧。“历史睡了，时间醒着。”翁大花和所有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牺牲过的人，都将被历史牢记，永久闪耀不朽的光辉，所有识数懂理的人，应该向他们的牺牲致敬。

　　历史的价值，在于记录过去，更在于观照当下、昭示未来。“四明山妈妈”留下的，是一种崇高精神，更是一种历史昭示。什么样的昭示？想到这个问题，便想起了“耿飚之问”。耿飚曾作为八路军385旅参谋长、副旅长率部驻守甘肃庆阳，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和当地老百姓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1991年，已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耿飚赴革命老区，看望曾经并肩战斗过的陇东人民，却看到从四面八方赶到县招待所找他告状的老百姓，怎么劝也不愿离去……离开庆阳那天早晨，耿飚给县里主要领导和到场的甘肃省顾委负责同志，讲了一段故事：

　　50年前，385旅在庆阳驻防时，一个战士犯了严重错误。旅部决定按纪律枪毙这个战士。当我们在操场上准备执刑时，来了一大群老百姓替那个战士求情。我坚决不许。谁知竟连受害者的父母也跪倒在地向我求情，紧接着一操场的老百姓全都跪倒，哭着请求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怎么劝他们也不起来。最后，我们流着泪答应了。

　　接下来，便是“耿飚之问”：“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做错了事，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这时，全场鸦雀无声。

　　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战争环境下，党的生存直接取决于老百姓对党的态度。党执政之后，政治地位变了，如何对待老百姓，依然是天大的问题。无论是回答“耿飚之问”，还是缅怀“四明山妈妈”，共产党人都应该牢记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只有我们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人民当亲人，人民才会把我们当亲人。如果我们以为可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背叛了人民，如果我们只是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成口号喊，那么，老百姓不仅不会为我们“求情”“奶养孩子”，还一定会起来反对我们，所带来的不仅是“载舟覆舟”的千古警思，更有亡党倒台的灭顶之灾。

　　这几年，“红色旅游”全国风行。据《半月谈》报道，红色教育，在一些党员干部那里，成了横幅一拉、姿势一摆、照片一拍就算“学习”的形式主义。走访红色基地，缅怀革命先烈，是为了学习先烈们的精神。学习先烈精神，既要知道“是什么”，更要明白“为什么”。“耿飚之问”，直抵人心，发人深思，在“四明山妈妈”的牺牲里，我们就能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