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翔

　　所谓“文山会海”，早已妇孺皆知。新华社曾报道，沿海某省某厅局负责人让人统计全年开会数量，结果令人震惊：1068个！一年1068个会议，平均每天两三个，厅长忙不过来副厅长顶，处长不够用副处长顶，搞得连会议召集者都受不了。

　　督查检查、迎来送往，亦是如此。各条战线、各项工作动辄要迎检，有时候一天要接待五六拨。每次检查，都要按照规定程序准备资料，特别是那些示范点，为了应付检查，工作不得不“全程留痕”，专门招聘人员从事资料收集、归纳工作。

　　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填表，不是在应付检查，就是在学习文件，而且要求越来越高，内容越来越精细化，搞得很多基层干部身心俱疲苦不堪言。上级部门交办的类似事务过多，基层干部许多精力花在这些事情上，服务群众的时间精力自然就有限。以至于有些地方，把“精准扶贫”变成了“精准填表”。

　　文山会海、迎评迎检、陪会参会，不仅挤占了基层干部干实事的精力，同时还加重了基层单位的经济负担。很多空泛的会议，与会者腻烦了可以权当休息，不菲的会议支出却一分不能少，这些钱原本可以用来做更多实事。类似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层层加码，严重影响了基层工作效率和政府形象，确实到了非整改不可的时候。

　　明确2019年为“基层减负年”，既是对“八项规定”和反“四风”的有效延伸和具体落实，又是有针对性地对顽固现实问题进行重点解决，旨在更好地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这不仅会让基层干部直接受益，对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部门服务效率也大有裨益。

　　“基层减负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应该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数据能上网的就上网，不用基层反复填表；少开会少发文，开短会发短文，能开视频会议的就开视频会议，能不发文件的就一律不发；督查检查考核应是综合性的，多部门联合组团下去，防止重复扎堆、兴师动众，影响基层正常工作。

　　落实“基层减负年”贵在“实”，要具体量化落到“点”上。通知强调“从中央层面做起”，列出了很多量化指标，比如发给县级以下的文件、召开的会议减少30%至50%；印发的政策性文件原则上不超过10页；原则上每年搞1次综合性督查检查考核……地方落实“基层减负年”也应如此。规定越具体，目标越量化，才不至于表面减负松绑，实则层层加码。

　　“基层减负年”成效如何，有必要纳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同时强化舆论监督和公众监督。基层干部能不能减负，最后往往取决于地方官员落实，要不然就会“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起来轻飘飘”。“基层减负年”要让干部群众切实看到改变，就不妨给基层干部、社会公众、公共舆论点差评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