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洲

　　11月22日，教育部公布《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教师正当实施教育惩戒，因意外或者学生本人因素导致学生身心造成损害的，学校不得据此给予教师处分或者其他不利处理。这表明教师教育惩戒权的回归已摆上议事日程。消息一出，即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和热议。

　　对违规违纪学生实施必要的教育惩戒，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唯有教育惩戒权合理回归，才能确保学校教育效度的提升和学生规则意识的培养。令人遗憾的是，教育惩戒的正当性一度受到质疑和批判，沦为缺失爱心、有悖师德和落后教育方式的代名词。

　　缺失必要惩戒的“跛脚”教育，导致一些中小学校怪象迭出，师生关系开始扭曲，教育秩序难以维护，育人功能不能全面提升，校园欺凌得不到有效制止。面对言行失范的违规学生，教师除了苍白无力的口头说教与无原则的迁就外，往往不能管、不敢管、不想管，对屡教不改的犯错学生更是说不得、碰不得、惹不得。凡此种种，显然不利于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学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在此背景下，《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教育惩戒是教师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必要手段和法定职权，释放出为教育惩戒“正名”、为教育观念“纠偏”的强烈信号。

　　随着《征求意见稿》的出台，需不需要教育惩戒的疑问已基本得到解决，但如何落实和激活教师的教育惩戒权，还大有文章可做。除了进一步细化实施细则，让教育惩戒有法可依外，更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和家长乃至社会各界转变教育理念，达成新的教育共识。惟其如此，才能让所有教师在敢用和善用教育惩戒权上吃下“定心丸”。

　　对基层教育主管部门来说，当务之急在于消除对教育惩戒的偏见和误解，多一些担当和保护。作为新时代指导义务教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将“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列为依法保障教师权益和待遇的重要内容。但一些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依然停留在原有的思维模式上，将过度和泛化的“赏识教育”视作政治正确，把“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一观念绝对化和片面化。这种对教育惩戒的偏见，必然导致相关部门对合理惩戒手段的教育意义视而不见，使其缺少必要的支持和保护。

　　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将合理合规的教育惩戒归为师德失范问题予以严令禁止，斥之为“变相体罚”或“心罚”。一旦因教师合理行使教育惩戒权引发家校矛盾，学校及教育部门又缺乏责任担当，往往为了平息舆情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压和处罚教师。这么做，难免让教师寒心和畏惧，对教育惩戒产生抵触心理。

　　对学生家长来说，则应消除过度维权意识，学会换位思考，对教育惩戒多一些信任和包容。对于正处于成长期的孩子来说，只重表扬鼓励，缺失批评惩戒，有悖于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成长规律。因此，家长应加强教育学、心理学常识的学习，认真思考和理性面对孩子成长中遇到的问题，主动与学校和教师加强沟通与交流，做到换位思考，用尊重和信任为教育惩戒营造宽松的空间，减少和避免由此引发的家校矛盾。与此相对应，学校应通过家长会、家委会等多种形式加强家庭教育方面的培训，充分发挥家委会的桥梁作用，让学生家长参与惩戒规则的制订过程，着力在教育惩戒理念和方法上寻求家校共识。

　　对广大教师来说，既要敢用更要会用教育惩戒权，但切忌对其过度迷信和神化。作为一种教育手段，惩戒并非最终目的，理应体现“惩而有教，戒而有爱”的教育智慧。教师不能将教育惩戒视作解决教育问题的“万能灵药”，将其随意化和情绪化，从而陷入“为惩戒而惩戒”的教育误区。

　　教育惩戒不仅关乎学校和教师的权利，还与广大学生、家长和社会息息相关。教育惩戒权的落地有待于多方共识的达成，也只有取得包括家长在内的社会各方的理解与配合，教育惩戒权才能真正激活、发挥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