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大学是城市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当城市间的竞争愈加激烈，高教资源作为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与后发优势，自然越来越受到重视。据媒体近日报道，积极筹办新大学，已成为近年来一座城市发展的新趋势。

　　根据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主要结果，2020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738所。而2000年这一数字仅为1041所，也就是说，在过去20年间，我国高校数量翻了近3倍。最近几年来，一批正在积极筹建中的新大学，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扎根。2018年，深圳市与中国科学院正式签约共建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2020年8月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建设公开招标，估算投资307亿元的香港理工大学（佛山）也于同年启动建设。

　　对于各地筹建新大学，舆论的反应不一。赞成者认为，高起点筹建新大学，可以丰富当地的高等教育资源，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尤其是软实力；反对者则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过了快速扩张的年代，进入普及化时代，一些地方的高校已经面临生源危机，不宜再筹建新大学。

　　在笔者看来，各地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筹建新大学，只要经过严密论证，并无不可。关键是在筹建一事中处理好两大关系：一是大学建设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二是新与旧的关系。

　　“一流城市，一流大学”，这是不少人对大学和城市关系的界定，说的是大学与城市相互成就。表面上看，这个观点没什么问题，不过从地方政府支持大学发展角度看，过于功利的质疑难以避免。有的地方政府支持兴办大学，包括引进国内外知名大学办学，多是希望大学马上能够给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回报，比如通过建大学拉动当地经济，或者要求大学把更多招生名额投放在当地，提高当地的升学率。这就会给大学的建设及发展带来影响。地方政府需要明确的是，办大学不能只盯着为地方培养人才，如果要办成高水平的大学，就需要面向全国，而且办学是“百年大计”，不能指望在短时间就给当地带来回报。

　　从过去20年的大学发展史来看，我国一些开办在地级市的高校，最初地方政府是高度支持的，然而在度过最初的“蜜月期”后，有的大学已经准备搬迁到省会城市。原因是地方政府没有获得预期的回报，对大学的支持力度减小；而大学也觉得获取资源不便利，而选择离开。在美国，一些知名大学就办在镇上，这并没有影响学校发展成有影响力的学府，原因正在于学校虽开办在小地方，但具有国际视野，且建立了健全的募款体系，学校的办学经费也主要源于社会（校友）捐赠以及相关经营收入，并不依赖财政拨款。

　　采用基金会办学模式，对于理顺城市（地方政府）和学校的关系极为重要。一方面，财政对学校办学的投入、学校获得的捐赠收入、学费收入，都进入基金会，可以确保学校办学的公益属性，无论公办还是民办。另一方面，由基金会兴办大学，实行学校的现代治理，可减少或避免大学创办者对办学的干扰，利于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2018年正式成立的西湖大学，采用的就是基金会办学模式。

　　新建大学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增加一所大学、增加高等教育资源，而在于探索高等教育改革、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为此，评价一地的高等教育发展，不在于是否有新建大学，而在于高等教育是否有新的改革、突破与作为，这是地方政府应该有的“新”观念。一些网友不支持兴办新大学，也在于此，如果能把所有已有的大学都办好，提高这些学校的办学水平，为何一定要新建大学呢？没有改革的理念，新建大学依旧采取传统的管理方式，既耗费资金，又难以起到推进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作用。

　　概而言之，进入教育普及化时代，提高教育质量是发展教育的首要目标。“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到“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这要求推进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和高等学校综合改革，构建更加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因此，要聚焦高等教育的内涵发展，即便兴办新大学，也要基于优化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布局、构建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体系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