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清　 

　　浙江余姚市交警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他们共查处电动自行车涉酒行为近250起，其中“醉驾”47起。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因醉酒驾驶电动自行车发生事故的不在少数，死亡事故就有3起。有律师建议，增加“醉酒骑车”的违法成本（6月20日《宁波日报》）。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关系型社会，喝酒成为一种社会交往、社会融入的渠道。喝酒没有原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底线不能逾越和突破。然而，在一些人区分性的认识中，“喝酒不开车”指的是机动车，电动自行车不受“紧箍咒”管束和制约；禁忌意识与规则意识的缺失，让“酒后骑车”事故层出不穷。

　　按照目前相关法律，“醉酒骑车”的失范成本并不高。而对于喝酒后骑行却又达不到醉酒标准的，缺乏强制性的惩罚手段，只能以劝说、规训为主，导致震慑力和约束力明显不足。一些人明明知道酒后骑车不好，为何要一意孤行？一方面，失范成本偏低，导致一些人铤而走险。另一方面，电动自行车没有也不允许有“代驾”，酒后只能将电动车存放在商家或者其他公共空间；一些人为了省钱图方便，甘愿冒风险。此外，一些人对自己没有清醒的认识，总是觉得自己“艺高人胆大”，高估了自己的自控自持能力。

　　“酒后不骑车”并非小题大做，而是一种未雨绸缪的风险防范。“酒后骑车”出事故，不可避免地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身体伤害、物质损失和精神痛苦。虽然骑车人和其他人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但大家却构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换言之，每个在马路上出行的人的角色扮演，都可能给他人带来影响。“喝酒不骑车”不仅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一种对他人的善意，还是对公共秩序与安全的守卫。

　　让“酒后不骑车”的倡导拥有更强烈的、普遍的、持久的感召力和约束力，除了需要法律法规及时打上补丁，也离不开每个人多一些对生命的尊重和对规则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