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依法对公交车放火案罪犯包来旭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随着包来旭被执行死刑，杭州“7·5”公交车放火案就此画上句号。不过，有两个问题引发公众的持续热议。其一，在一审开庭时，包来旭曾说过会捐献器官，但据记者了解到的信息，包来旭在执行死刑前并没有捐出器官，也没有提出申请会见家属。其二，大火也造成罪犯包来旭全身95%烧伤，属于特大面积烧伤。据了解，治疗包来旭的花费在150万到170万元之间。

对于前者，有不少人对于包来旭出尔反尔的行为大加指责，认为其之所以一审时提出捐赠器官，乃是出于一种“博同情换减刑”的策略，在自知求生无望后便拒绝捐赠，是在玩弄公众情感。对于后者，也有人认为花这么多钱救治一个罪犯实在不值，更何况是一个死刑犯，简直就是一种巨大的浪费。

未必不能理解公众对于一个纵火犯的痛恨与憎恶，但凡事一码归一码，就这两件事来说，公众的指责未免失之偏颇。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说，器官捐赠实行自愿原则，并且赋予捐赠志愿者随时反悔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因志愿者的身份而消失，所以这并不是什么过错。

至于花钱救治死刑犯，毫无疑问，也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和程序。正如中国政法大学吴丹红教授所说，从法律角度来说，包来旭只是一个嫌疑犯，法律并没有对他做出审判，在此之前他的权益是与其他乘客一样的。我们不能以一个人的好坏，来判定该不该医治。

依法治国，简单点说就是保障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像包来旭这样的“坏人”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法治程度就体现在如何对待“坏人”上。因为，“坏人”的合法权利都能保障，好人的合法权利才能更加坚固。

吴龙贵（时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