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剑

5月4日，安徽省教育厅外事处处长耿尊芳从办公楼坠楼身亡，这是5月以来发生的第三起官员自杀事件。官员作为抑郁症患者中一个特殊而隐秘的群体，逐渐浮出水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心理医生李恒告诉记者，近三年因抑郁倾向就医的官员明显增多。很多官员有心理问题不愿主动就诊，担心这病影响仕途，一些“问题”官员只是私人介绍，不走医保，怕医院泄露秘密。（5月12日《北京青年报》）

表面上看，患有抑郁症的官员不愿去医院就诊，这仅仅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民众也似乎用不着对这样的选择大惊小怪。然而，当这样的个人选择逐渐被大多数的患病官员所认同并异化成一种群体现象时，它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了。从这个层面来看，当下语境中，我们对抑郁症官员的种种关注就显得十分的紧迫和必要了。

首先需要回答的是，这些患病的官员为什么不愿意“光明正大”的去医院就诊？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许要先从抑郁症的发病机制谈起。一个共同点是，抑郁症在发病前夕及其病情加重期间，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与患者长期自我紧张造成的心理暗示都参与了其发病过程。而在反腐逐渐迈入深水区的今天，官员的抑郁很容易让人将他精神上和心理上承受的压力与反腐的大环境联系起来，尽管它们有时候毫无相关。

那么，官员的抑郁症到底该得到怎样的“救治”呢？在笔者看来，得有两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药物层面上的治疗。尽管一些患病官员的背后真的隐藏着贪腐行为但他们的就医权却理应得到尊重，舆论也不应该给他们施加太大的压力，况且其是否贪腐还没被纪检部门坐实呢？而对于医院来讲，则更应该从“救死扶伤”的角度对这些患病官员给予积极的救治，在对官员担心的隐私被泄露上，更是应该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因为除了解除病人痛苦外，医院并没有责任和权力通过患病官员的隐私去窥探他们背后的权力运行。

然而，保障患病官员的就医权利不被干扰只是药物层面上的治疗，要想真正祛除官场抑郁症的发病土壤，或许还得依赖于另一方面的治疗：即制度的缜密设计。而这种设计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制度的日趋完善将官员的贪腐之手束缚在制度的牢笼里；另外一个则是建立起真正关心官员生存状态的相关机制。

对于前者，这既是抑制贪腐的根本之法，也是杜绝抑郁症产生的有效之方。因为只有贪腐从源头上得到遏制，官员的个人之恶才不会借权力之手体现出来，他们也才不会在反腐的“浪潮中”担惊受怕、备受煎熬。而对于后者，则是提醒我们的相关部门在日常的工作中也要对官员心理上和精神上出现的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而不能因为他们官员的身份就放任不管。因为只有这样，那些潜在的抑郁症患者才能够在“未病先治”的措施中得到更好的治疗，也唯有这样，抑郁症患者才能够在制度的保护下找到最好的治疗药方。（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