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思辉

农民工讨薪的新闻屡见不鲜，这不是今年的第一例，却是最悲烈的一例。前几天，刚过完14岁生日的四川女孩袁梦从河北冀州一处楼盘17楼纵身而下，一个尚未绽放的年轻生命就此陨灭，她留给人间最后的一句话是：“我要帮父母讨薪！”

讨薪是大人们的事，讨薪路上不该有孩子的身影。袁梦走上讨薪路应该说是个错误。而这个错误的根源正是拖欠工资的一方，是恶意欠薪的社会风气以及有关部门监管的乏力。袁梦的父亲是个包工头，带着100多名农民工做事，年底拿不到工程款，天天有人上门催账，家庭的无奈与焦虑，能不对孩子产生影响？可以说，成人世界的种种不堪，总会或多或少映射到孩子身上，而这种映射说到底是一种社会之弊。

一个法治相对健全的社会，至少应做到让绝大多数劳动者都如约获得报酬。中国当下存在的欠薪现象，有违公义和法治。尤其是一些开发商，兜里明明揣着钱，或者能想到办法付款，偏偏要习惯性拖延、拖欠，说到底还是制度不够健全，依法维权的手不够硬。关于惩治恶意欠薪，《劳动法》有相关规定，2011年“恶意欠薪”被写入刑法修正案，各地劳动监察部门也有内部的执法规范，应该说不是没有法律依据，而是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法律依据成了摆设，没能有效发挥作用。

袁梦的父亲们遭遇开发商拖欠工资，执法部门稍微较真一点，及时出面督促其履约付酬，问题不会解决不了。可现实往往并不按“常理”发展，一些基层政府部门和执法者履职做事常常只讲难易、得失，“不讲道理”。明明该依法保障的权益不去保障，明明该去执行的规定就是不去执行。末了，还摆出一副不耐烦的模样说“这样的事太多了，管不过来”。这是什么混账逻辑？该管的管不好，就应该下课。可这事，一般老百姓说了不算，农民工说了更不顶用。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中央三令五申要求保障农民工权益，但一些地方一些官员就是充耳不闻，坐视农民工兄弟哀求无门，坐视极端案例发生。甚至淡定地放出一句“出了人命就好办了”。如此冷血之辈，有何资格坐享公共财政的供养？不过，的确是“出了人命就好办了”。据报道，袁梦坠亡之后，被拖欠的工程款很快就发放到位了，100多名农民工终于讨回了他们应得的工资。只是，这浸透着一个花季少女鲜血的艰辛讨薪路，既令人悲愤，更应引起社会的深刻反思。

讨薪路上，不该有未成年人的身影，但愿这种悲剧从此不再上演！（李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