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国安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律协副会长朱征夫参加两会，一口气带来９条建议，其中一条就是“侦查机关不宜在案件判决前搞论功行赏”（３月２日《新京报》）。

朱征夫的这条建议，笔者深表赞同。为什么公安机关不宜在案件判决前搞论功行赏，而应该推迟到法院判决之后？道理很简单：因为任何人未经法院审判，不能认定为有罪。如果被公安部门认定的罪犯，最后被法院宣布无罪，则表明公安机关的破案就是错案，而你已早早庆祝破案，宣布对破案有功人员表彰、奖励、提拔重用，这不是让自己陷于被动吗？

现实生活中，公安机关“自陷”被动局面时有发生。２００１年５月，湖北钟祥市石牌镇贺集二中１３６名师生集体中毒，警方逮捕了三名教师。宣告破案当天，湖北省公安厅就对钟祥市公安局予以通报表彰，该局还因破获此案被记集体二等功，另有３人荣立二等功，４人荣立三等功。最后法院宣布３人无罪，案件撤销，湖北省公安厅再发文撤销相关的立功嘉奖———湖北省公安厅同自己开了一个玩笑。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问题：公安机关的破案奖励应该在案件终审而不是一审之后。河北廊坊曾经发生两起灭门案件，廊坊中院两次判处陈瑞武死刑、尚志红死缓、杨洪义无期，在省高院数次发回重审之后，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４日，河北省高院直接提审此案，“宣告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瑞武、尚志红、杨洪义无罪”。但这份判决书却被廊坊中院“隐藏”到２０１１年１１月才宣布执行。原因在于，两起灭门案在当地影响恶劣，政法部门面临巨大压力，如果连破两起灭门命案都成了冤案，影响严重；更重要的是，“破案”之后，一批有功人员被表彰、奖励，有的还被提拔重用。这就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不等此案终审，就急急忙忙表彰奖励？结果捞的不是政绩，而是问题和错误。

我觉得，把对破案人员的立功奖励改在法院判决之后，而不是破案之时，是为了对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一家独大”的司法地位进行适当调整，使侦查能够更加有效地经受司法的检验。而且，这么做是一件不大也不难的事，并不涉及什么体制、制度之类，完全可以立马落实，只看公安部门乐意不乐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