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波

　　2014年10月8日下午，重庆富士康员工在沙坪坝西永保税区海关门口集结，罢工抗议“削减加班”，富士康通过提高效率来减少加班时长，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但是对于这些工人来讲，减少加班等于减少工资(10月10日《网易新闻》)。

　　其他国家的工人罢工大多是为了抗议资本家“增加加班”，而重庆富士康员工抗议的是“削减加班”，国人的“勤劳”可见一斑。然而，抛开“勤劳”一词本身的道德语境，对于该事件我们更应当反思“争取加班”背后的原因所在。

　　为了保障劳动者的身体健康，让劳动者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各国的法律都对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进行了法律规制。我国劳动法规定周工作时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规定每天加班不超过1小时，特殊情况下不超过3小时，每月加班不超过36小时。然而，现实中很多劳动者在应聘的时候，不但不买劳动法对劳动者加班限制保护的账，反而会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否有加班的机会”。

　　“勤劳”一直被誉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国人的勤劳却一直受到国外“懒人”们的强烈抵制。2007年初，在意大利米兰发生了一起华人与警察的冲突，直接原因是华人商贩在街道上使用手推车运送货物，影响了居民的出行并且违反了当地的法律，背后原因则是当地居民对华人经常工作至深夜的方式颇为不满，认为过分的勤劳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劳动行业规则。

　　即便是在经济并不发达的墨西哥，华人的勤劳也被当地人“深恶痛绝”，当地人发现华人通常自己把皮鞋擦干净，而不是出钱到皮鞋摊擦皮鞋，当地人抱怨华人这种生活方式破坏了他们的生存链条——假如每个人都自己擦皮鞋，那么靠这个营生的人还怎么生存？

　　美国的加州矿业委员会甚至把“勤劳”视为是“罪恶”的。因为美国矿主更垂青勤劳的华工而使许多美国矿工流离失所，加州矿业委员会不得不申明：“华人矿工在这里表现是巨大的道德和社会罪恶，他们是社会公平机制上的一道难看的疤。”这种攻讦性的话语虽然带有政治、经济甚至种族歧视的因素，但是也足以让我们反思一个问题，“勤劳”为何屡屡不受欢迎？

　　因为在工业化生产方式为主的今天，人与人之间更强调的是合作。不但是工作方式的合作，还有生活方式的合作。下蛮力干活虽然可以使自己活得好一些，但个人若忽视他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不但无法让他人生活得更踏实，也会反过来影响自己的生存状态。当劳动者把“加班机会”视为一种追求的时候，带来的负面效应是与法律相悖的“加班”竟然成了一种职场常态。

　　劳动创造财富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让生活更安逸。然而每天有且只有24小时，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此消彼长，“今天我加班”成了无法与家人享受天伦之乐或者回绝亲友邀请的常用语。劳动者加班的“勤劳”，更多的是因为劳动力廉价的逼仄，如果不加班，无法赚取足够的收入来养家糊口。

　　造成劳动者“过劳”、劳动者抗议“削减加班”是制度之病。对劳动时间进行法律规制，实践证明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举。治疗这一社会制度之病的关键是通过立法完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通过集体协商来提升劳动者的基本工资水平。改变过去劳动者个体争相比“勤劳”而使劳动力市场呈现相互倾轧、恶性竞争的态势，这样才能让劳动者在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金钱与健康之间做出合理的选择，让劳动者劳动并快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