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鸣

　　最近，本地发生的两则有关出书的故事，很值得人们的深思。一则是安徽农村到慈溪打工的查世胜借款2.5万元，为年仅10岁、尚在读小学的儿子出了一本书。一则是一位机关退休老同志逝世后，子女出资将父亲生前撰写的百余篇散文、诗歌汇编成册出版。

　　同是出书，境遇不同。前者“农民工”、“举债”、“小学生出书”等颇吸引眼球，被媒体热炒。一家媒体以《打零工的父亲举债为儿子出书》作为通栏标题，报道了整整一个版面。后者似乎没有什么新闻看点，无声无息，没有引起媒体的关注。

　　同是出书，目的不同。父为子出书是兑现“你好好写，等写满一百篇时，爸爸给你出书”的承诺，是鼓励孩子好好读书，将来有好生活，是向世人证明儿子有写作的才能。子为父出书，没有任何的功利色彩，仅仅是为了纪念父亲，传承父辈的精神遗产，通过书的形式让父亲永远活在子女和亲友们的心中。

　　在父亲查世胜看来，书是神圣的，书是知识的积累，书是知识的阶梯，写书出书是一件天大的事。为了给儿子出书，不惜负下全家人辛苦一年才能获取的巨款债务。他哪里知道，在戏言“写书人比读书人还多”的今天，书的价值已经大大打了折扣。走进书店，书架上充塞着耍阴谋玩权术及各种乌七八糟的垃圾书籍。即使在过去，有书无书也不是评判一个人知识高低的标准。上世纪20年代，著作等身的梁启超推荐从欧游学回来的陈寅恪为清华国学院导师。但陈寅恪既无博士学位又无著作，校长曹祥云问凭什么聘他。梁启超答：“我的所有著作不如陈先生廖廖数百字有价值。”于是被聘。

　　小小年纪就出了书的儿子，出书之后会带来什么影响呢？不妨冒昧揣测一番：其一，感谢父爱，激励自己，更加努力刻苦地读书学习，在写作上不断进步。其二，不知父母生活之艰辛，赚钱之不易，等到又一个百篇文章写出来后，逼着父亲拿钱出书。其三，骄傲自满起来，觉得自己了不起，比其他同学强，从此不思上进。其四，由于天赋不足或其它条件的制约，无论怎样刻苦也难以成才，很可能会心存愧疚，背负沉重的思想包袱。倘若遇到后面几种情形，对于满怀希望的父亲来说，带来的将是更大的失望。

　　父亲查世胜小学没读完就辍了学，一辈子务农、打工，过着艰辛的生活。他把原因归于自己没有读书没有知识，于是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期望儿子通过好好读书改变命运。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他举债为儿子出书的行为却超出了一般人的料想。难道为儿出书就是激励儿子读书的最好选择？为出书负下巨额债务究竟值不值得？儿子的习作不过是记载自身成长的足迹，到底有多少价值、能给他人带来多少教育启迪？不知道现在的不良出版社只要给钱什么都给出吗？……

　　真的不忍心责怪这位爱子心切的善良父亲，而对于他此番举动，媒体则难脱干系。媒体上常有某地少男少女出书的信息，父亲举债为儿子出书很可能受此影响。现在，媒体热捧父为子出书、冷落子为父出书。人们不免担忧，在舆论的鼓动引导下，出现天下父母无论有钱无钱、子女无论有才无才，都为子女出书的热潮。行文至此，笔者的观点不言自明：真正应该点赞的是感恩父爱、提倡孝慈、传承父辈精神的“子为父出书”，而不是浪费钱财、作用不大的“父为子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