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用了“俯视”一词，意在扩展视线，不但关注具体案例，也关注其能否成为典型判例，更关注其辐射价值。

眼下，“琼瑶诉于正案”一审已下：于正等被告除了公开向琼瑶赔礼道歉外，还要赔偿各项损失500万元。判轻了还是判重了？二审有否“扳局”悬念？这些或许都是众人关心的话题。但在我看来，此案最大的价值，是通过名人效应，让人们更加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也让原本有点混沌的“侵权界限”有机会条分缕析，助推相关领域立法立规的进度。

日前参加名为“从琼瑶诉于正案看文艺知识产权保护与产业发展”的研讨会，与会者的立场看法并不高度一致。原创编剧们对法院判决欢欣鼓舞，高度赞扬法官的敬业与胆识。而法律专家们更倾向于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判例，就技术层面厘清“抄袭、改编、再创作”等等界限，既不放过刻意侵权者，也要兼顾文艺创作的微妙复杂特性，有时候，“合理借鉴”或“向大师致敬”的“疑似侵权”，并非真侵权，如何避免“维权过度”或误伤原创？这些都是需要考量的。有人就提出“假如曹雪芹活着，将如何对待刘心武笔下的秦可卿”的揶揄命题，看似笑话，却值得探讨。

本案中，法官对涉案剧作的细致比对，以及据此做出的“侵权改编”之认定，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尚不健全，钻法律空子、肆无忌惮剽窃与山寨者，所在多有。如何响鼓重锤，锁定典型案例，做到杀一儆百举一反三？琼瑶无疑给了一次机会。同样的案例，知名度高的名人案子更容易引起社会反响，起到足够的警示作用。但也要防止“名人官司”的“民意压力”，有时候，强大的“民意”会让某些案子“未审先判”，干扰司法独立。尤其是这类牵涉到艺术创作的案子，其间的法律尺度如何衡量，需要多听内行的意见。

经典性的文艺原创和娱乐产品的生产制造，两者的思想含量和艺术含量不尽相同。娱乐产品的类型化生产，常常出现大面积相互借鉴的情形，“被扒者”往往也是“先扒者”。当然其间也必须制定游戏规则，杜绝无本万利的山寨。但类型化生产的“撞车”现象很难避免，有时并没“借鉴”，就想到一块去了。这就给维权带来了困难和麻烦。

由此说到“辐射价值”的话题。为何影视剧制作常常一窝蜂？今天满屏抗日剧，明天满屏谍战剧，后天满屏宫廷剧……这和我们的导向能力和审查机制等都有密切关系。当我们没能树立优秀标杆时，当很多题材都成为“禁区”时，资本的逐利特性必然涌向“保险题材”，于是看到什么题材通过了，火了，就一窝蜂向“安全地带”涌去。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商业剧、青春剧等等老是会“扎堆”。“扎堆”的结果，就会导致类型化，而类型是最容易雷同的。所以，我对花费多年时间打造《平凡的世界》的制作团队心怀敬意，它不是谍战不是抗日不是宫廷剧，更没有商业上的“安全性”，却用饱含人文精神的真正原创，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网打尽。不过，就商业运作的角度而言，要让文化产业的资本都“自甘寂寞”地慢慢打造经典，恐怕并不现实。所以，一方面要继续鼓励和奖赏“标杆产品”，另一方面，还是要努力缩小“禁区”，更加宽容地对待各种艺术尝试，让百花齐放成为日常景观，这或许是减少“类型化”泛滥的有效举措。

“琼瑶诉于正案”即使最后尘埃落定，也一定会有争议，但该案带来的溢出效应无疑是有益和积极的：其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上能否树立标杆，其判决结果对编剧行业的利益、规则，甚至对整个影视行业格局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由此辐射开去的“判例意义”“倒逼意义”等，都是颇有价值的。当然，除了刚性的法律求助之外，如何发挥道德杠杆的“自律”作用，如何发挥行业组织的“他律”作用，以及建立极其细分的鉴定准则，都是有待探讨的命题。这或许是“俯视”的收获。（刘巽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