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海淀区纪委通报称，该区已有5319名党员干部接受“体验式”警示教育。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案件已成为警示教育基地的“腐败标本”，其忏悔语录、谈话笔录、钱物证据等均陈列出，接受公职人员参观。同时披露的，还包含26个落马“京官”的典型案例，以及9名涉案人员的忏悔录。（4月28日《京华时报》）

恐怕很多人都会生出好奇心，周良洛长约5000字的“忏悔录”，到底长着一番什么模样？周良洛到底作了什么样的忏悔？可认真地在网上搜索了一下，竟然没有找到这份“忏悔录”。

如果进行知名度评选，周良洛的“忏悔录”应该不是“之最”。去年底曾有媒体根据近年来的公开报道发现，至少有53名落马官员进行公开忏悔。忏悔形式一般有当庭发表自白、书写悔过书。在讲述时，有14人以“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此外，六成人都在忏悔中，详细地讲述自己的贪腐成长史，剖析贪腐原因，也因此成为反腐败的典型教材。

有些雷同的是，这些“忏悔录”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只是据说下发了，但一般人看不到；常有只言片语出现，但始终找不到全文。一般而言，能够公布到处级，应该不涉及太多机密；即便涉及机密，也可以技术化处理。如此说来，“忏悔录”为何不向社会公开呢？

不能把公众对“忏悔录”的好奇，简单理解成是一种“猎奇心理”。反腐败是民心所向，反腐败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这种对“忏悔录”的好奇，以及由此形成的对腐败的洞若观火和同仇敌忾，也是反腐败深入开展的“必需品”。而且，“忏悔录”已经向处级以上干部公开了，普通党员干部也有好奇之心，也应该接受教育。

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而且，反腐败不是哪一个人的事，也不是哪一级官员的事；对“忏悔录”的关心，不仅是一种私事，也是一种公事。这一意义上，贪官“忏悔录”不妨向社会公开，以便发挥最大效果。乔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