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巡回法庭(深圳)公开审理中国最大“老鼠仓”案——原博时精选股票基金经理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此前记者曾报道，2014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对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提出抗诉。

　　对于最高检的抗诉，有网友认为最高检与最高法掰起了手腕，双方互相较上了劲。乍看起来确有点像，为了马乐案，三级检察机关均拿起抗诉武器，不依不饶，而法院也不甘示弱，毫不退让。不过，如果真认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撕X大战”，就有失庄重，也太缺乏法律常识。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抗诉是检察机关的法定职权。据统计，2011到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的案件有17776件，其中改判的有6223件。既然如此，对于最高检的抗诉又何必大惊小怪？

　　此外，也不必回避，一些检察机关确实普遍存在“重公诉、轻抗诉；只抗轻、不抗重；重配合、轻监督”等问题。很显然，检察机关惟有激活并依法常用抗诉权，才能更有“存在感”，也更好地塑造司法公正。

　　去年11月，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撰文称，检察机关应“坚决防止和纠正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善监督的问题”，“综合运用抗诉、检察建议等多种监督手段，重点监督纠正裁判不公、虚假诉讼、民事调解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审判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违法执行等问题。”这是对自身职责的庄重重申，也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底线要求。

　　具体到此次抗诉，更该关注国内最大“老鼠仓”案。老鼠仓一般指庄家在用公有资金拉升股价之前，先用自己个人(机构负责人、操盘手及其亲属、关系户等)的资金在低位建仓，待用公有资金拉升到高位后个人率先卖出获利。“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像马乐这种“重量级”硕鼠，最招人恨，大喝别人的血，大发横财，用吸血鬼、绞肉机形容并不过分。不治鼠患，不除鼠辈，中国股市就不可能健康。正因为如此，对此等硕鼠，更应人人喊打，不可容忍。

　　但吊诡的是，据悉，马乐操控三个股票账户，累计成交金额10.5亿余元，非法获利1883万元。“犯罪持续时间之长、交易股票之多、交易金额之大，都创下了记录”，却被判三缓五，简直一天牢都不用坐。而且，尽管深圳检察机关和广东检察机关连续抗诉，也无济于事。法院有独立审判权，如何对马乐量刑，自有其道理，乃至法理，对此应让舆论审判走开。

　　不过，公众有知情权也有监督权，有权利知道真相，也有权利追问，法院这样判决究竟有何理由？如果轻判，是否客观上造成纵容“硕鼠”的不良效果？如果此案击中了法律漏洞，是不是应该成为完善法律的契机？因此，法院除了依法审判，也应该用法律语言纾解公众的困惑。此外，在当前股市震荡的现实语境中，重新审视马乐案，也别具意味，法院又该如何更有作为？

　　最高检公诉厅起诉二处处长张晓津，去年接受央视采访时坦承，这个案件不仅是两个部门之间的事，也关乎“投资者对证券市场信任和对投资的信心，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案件来维护正常的证券市场秩序，维护金融管理秩序。”诚哉斯言！拯救中国股市，有千万种方案。监管部门再多努力，也抵不过马乐、李志玲(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处长，配偶违规买卖股票)等人恶行的巨大杀伤力。

　　最高检抗诉有何结果，尚需等待。不管结果如何，最高法院的判例出台，必将形成今后对此类金融犯罪的量刑依据，从这个定义上说，给“老鼠仓”定刑，将有助于股民对股市更有信心。

　　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