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晚，人民日报客户端一篇《公安部揭开“维权”事件黑幕》的长文，迅速激起网民的愤怒情绪。文章提出，公安部部署指挥北京等地公安机关集中行动，摧毁一个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自2012年7月以来先后组织策划炒作40余起敏感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类似用“死磕”破坏法律秩序的做法，同样出现在浙江“三改一拆”工作中，已被刑拘的王宇就和其余十名律师线上线下恶意串联，对金华依法依规整改“圣爱堂”等宗教建筑的做法进行抹黑和歪曲，遭到不少网民的斥责。

　　“死磕精神”本不是一个贬义词，律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依法“死磕”，通过互联网扩大不公正案件的信息公开度和透明度，这对于维护公民正当权利，推动社会公正，建设法治中国都大有裨益。但是当一些激进的律师在“死磕”中尝到甜头以后，他们往往打着为公民维权的旗号，违法策划、炒作，操纵虚假民意，将普通司法案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用舆论干预司法、要挟政府，误导公众将矛头指向政府，甚至借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才会出现，一系列敏感案件的庭外，屡屡出现主审法官、主管官员被诋毁攻击、人肉搜索的怪象。　

　　从2011年6月“北海案”中迟夙生律师的一句“得死磕”，到2012年初“小河案”中律师集体抗议、死磕的辩护方式见效，“死磕派”更加频繁地成为某些激进律师的代言词。

　　就拿最近的来说，今年五月黑龙江的“庆安事件”在舆论场上燃起了一把火，民警依规合法开枪，结果被炒成“枪杀访民”。金华市依法对圣爱堂进行规范整治，该场所负责人请了11名律师进行“死磕”。律师是最精通法律条文的，但是从报道披露细节来看，锋锐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锋自称律师界的宋江，专门招收一些不遵守法律准则的“死磕”律师，用违法的手段炒作代理的案件。他们已经不是在使用法律手段解决法律问题，而是更倾向于舆论手段，将专业的司法问题社会化、媒体化、去专业化。他们的激进做法或许真的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公民的维权意识，激活了一些沉默条款，但是却从根本上破坏了法治秩序。

　　12日人民日报刊文《律师的战场应在法庭》，可是瞧瞧今天的舆论场，“死磕派”律师在网络“意见人士”中占据很大比重。今年5月凤凰网曾刊文《别让斗争思维搅乱了舆论场》，在笔者看来，这种逢政府必错，法官屡被攻击人肉的做法，正是用斗争思维在裹挟舆论，“访民”的利益诉求成为“死磕派”律师与政府对抗的政治工具。将一切社会问题往过度政治化的方向引导不是一个健康的舆论现象，一些律师将战场从法庭转移到社交媒体，不惜诋毁社会体制吸引受众眼球，背后无疑都有一双利益的黑手。除了赚取代理费以外，他们通过煽动网民情绪，炒作话题，提高知名度，扩大案件受关注度，牟取更多的利益。

　　“维权”黑幕被揭开，“死磕派”律师借名获利，背离法治思维，逾越法律红线，受到法律制裁、人民痛斥本无可非议，但是“维权”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的罪恶行为提醒我们反思，当一些“访民”求助于“死磕派”律师的时候，存在“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期待自身诉求能够获得解决。笔者时常看到有人将久而未决的案子通过微博@给一些在网络上有较大影响力的律师，且不论事实真伪，这种做法对于当地政府部门的舆论监督作用不可否认。

　　建设法治中国，不可能靠“死磕”来实现。加强对“圣爱堂”等宗教建筑的管理正是对法治精神的遵循，信仰自由不能建立在违背法律的基础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果连法律工作者都脱离了法治思维，用舆论干预司法，用网络民粹绑架法律，那么我们距离法治的道路只能是越来越远。由人治转向法治，不会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律师作为社会精英人士，不能刻意制造官民对立，煽动“访民”极端情绪。律师的“死磕”精神并没有什么过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法治信仰，但是“死磕精神”和“死磕派”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本文也无意将“死磕派”律师一棍子打死，既然是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犯的罪，那就不该让整个律师群体为他背黑锅。不轻易放弃一个案子的“死磕精神”体现了律师崇高的职业素养，“死磕派”律师运用舆论武器，顺他们的意就是法治，逆他们的意就是与民意对抗，这种唯我独尊心态让他们站在了法律的对立面，王宇等多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也是对极端“维权”律师敲的一记警钟。

　　作者： 叙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