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劭强

老太被别人撞到，摔在路边，你到底扶还是不扶？这的确是个问题。市民葛先生骑车经过南京和燕路时，看到一中年女子被经过的一辆货车撞倒在地，葛先生赶紧下车要扶该女子，路过的李大爷劝道：“小伙子你不要扶，我来扶，因为我没带车子，我不要紧的，我电视看的多了。”但葛先生称“大爷没事，我年轻，我扶得住，您年纪大了，别扶不起来。”结果不幸被大爷言中，扶人的葛先生被女子咬定是肇事者。（8月13日《扬子晚报》）

如果只是看到故事的开头，人们会觉得这简直就是“彭宇案”的翻版。人们会倍感寒心，觉得这个社会真的连最基本的信任和良知都没有了：明明是别人见义勇为把自己扶起来，却抓住别人的胳膊说对方是肇事者；明明在做好事之前已经安慰过一次自己，说运气不会那么差，结果运气就是那么差，别人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善良，甚至已经丧失了底线。这个现代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不仅再次让人觉得扶人充满风险，甚至可能让一些人坚定了不会再扶人的想法——看吧，好心没有好报；看吧，没有例外，扶人总要付出代价！这是人们在围观此事件时，容易做出的选择性解读。

可这不是事实的全部。事实的经过是，现场围观的群众给葛先生证明了清白，现场的摄像头还原了事情的真相，咬定葛先生是肇事者的中年女子受到了谴责；而且，在经过媒体报道后，葛先生不仅洗清了诬陷，获得了清白，还受到了媒体和公益组织的1万元奖励。到此，事情才告一段落。遗憾的是，事件的连续报道受众未必知悉，很多人已经习惯了对碎片化信息的接收，以及在信息解读时让成见跑在理性之前。所以，在人们的判断中，选择性关注的信息只是扶人者被冤枉，得出的结论只是好事做不得。这种解读看似理性，看似可以很好保护自己，但其实具有极强的破坏性，产生的后果是，人们放弃了最后的善良和基本的信任。

不可否认，曾出现过一些扶人被讹的案例，这些案例极大地伤害了人们的善良与彼此的信任。但是，必须看到，这样的案例其实也只是个案，这些个案因为其反常、因为其恶劣而引起了广泛传播，当然也引起了过度解读——人们认为好事做不得。事实是，在这些个案之外还有其它更为正面的个案，在这些个案中人们见义勇为伸出了援手，这些见义勇为者没有被冤枉，至少他们获得了社会的肯定和鼓励。所以，在面对类似现象时，应该有一个全面而理性的认识，不能忽视个案但也不能以偏概全，觉得社会中充满风险和诈骗，连伸出援手扶一下人也是一种不能触动的高危行为。这不客观，也容易让自己陷入焦虑之中。

即便，出现了一些真实的扶人被诬陷的个案，在这些个案的冲击下，人们其实还有积极作为的空间，而不是彻底放弃良知，冷漠地袖手旁观，而且还自我安慰说，不是我不去做好事，是因为不知道会不会被诬陷。这是人的道德主动性的体现。比如，面对跌倒在地或被撞倒的老人，可以拨打救助电话，可以报警，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义无反顾地去扶起，这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很多现实情境中完全可以做到。遗憾的是，因为有了道德上懈怠和敷衍的理由，人们即便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也学会了袖手旁观——面对跌倒在地的老人指指点点，不去搀扶；面对公车上骚扰女性的“斯文男子”沉默不语，视若不见。假想中做好事的风险，让人们有了一个体面的沉默和逃避的理由。其实，不是个案的破坏力有多强，而是它成为了一个借口。

诬陷做好事者当然应该受到谴责，也有必要通过制度建设让诬陷行为遭受惩罚，这会从制度上保护做好事者。这也是面对做好事被诬陷时，应有的反思。但是，道德层面的主动性不能忘记也不能放弃，如果人们之间的关系总是冷漠的，觉得别人是一座与自己无关的孤岛，就会在潜意识里把所有人当成假想敌，并且放弃任何道德层面的主动作为。其结果，只能是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人们越来越津津乐道于做好事被诬陷的新闻和传闻，以此来安慰自己、麻醉自己，进而放弃作为社会人的责任与义务。（李劭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