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名小学生在水库中不幸溺亡，其中遇难两兄弟的父母一纸诉状将水库管理使用方——当地水务局和自来水公司告上法庭，索赔死亡赔偿金。被告则认为，他们已在水库边设立禁止游泳标识牌，是家长未尽到监护义务才致孩子溺亡。而且事发水库为饮用水源地，溺水事件发生后，在水质处理上给自来水公司带来损失。于是提起反诉，索赔“尸体污染费”。（8月17日《春城晚报》）

无论从经验上，还是从具体的司法实践上看，自来水公司在溺水身亡的家属提出索赔诉讼后，以“尸体污染费”为名的反诉，都颠覆了规则与认识，让人不免有些叹为观止，并给人以“以牙还牙”的报复之嫌。

表面上看，自来水公司的说法并非完全荒唐，一则自己设立了相应的安全提示，并且也安排了专人巡视，在形式上已然履行了应有的责任；二则法律明确规定，饮用水源地禁止游泳等在内的一切可能污染水质活动，擅自游泳的行为属于一种违法行为。三则溺水事件发生后，从打捞到最后的消毒，自来水公司确实付出了应有的成本，也因此产生了很坏的社会影响。因而其反诉赔偿具有某种合理性。

然而，无论是从道德层面，还是法律的角度，对生命的保护与尊重都具有“第一位性”，自来水公司如此做有违公序良俗，更有些不近人情；另一方面，在强弱之间实行“弱势救济”的原则，即便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也会给弱势者以特殊的照顾。自来水公司与个体之间的博弈中，很显然后者显得更为脆弱，因而也尤其需要得到保护。

事实上，出于对生命和健康的尊重，以及对弱势的照顾，法律在界定上更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因而，行人闯红灯而发生了交通事故，虽然自己应当承担全责，然而机动车司机依然会承担人道主义的代价；公共场所摔倒了，尽管其发出了安全隐患的提示，并真正派人进行了大面积的巡查，然而却仍然要承担必要的赔偿。因为责任虽然属于静态的，然而却需要动态的表达和呈现。

在国外，弱势救济与保护同样是一种司法原则：1992年，79岁高龄的史特拉老太太自己喝咖啡被烫伤，向麦当劳公司索赔20000美元的医药费、护理费，但麦当劳公司认为太高，坚决不答应，只愿意赔偿800美元，结果一场官司打下来却赔了百万之巨；2002年，美国宾州的安伯房在餐馆被自己倒的水滑倒，竟然得到餐馆的巨额赔偿。像这些属于单方面的行为，在个体与法人之间的博弈中，都能获得特别保护，那么在同公益机构的较量中，自然更应获得“权利的尊重”与“生命的致敬”。

人都死了，不仅没有获得生命应有的承认，还倒还因为“污染”而需要支付赔偿，于情也好，于理也罢，都让人难以接受。如果照此逻辑，马路上因闯红灯而出现了交通事故，不仅不应对死者给予赔偿，反倒应向其索取阻碍交通带来的损失，以及警察出动现场的“车马费”；道路施工过程中，因为行人自己不小心而掉进坑里致死，不仅不应向管理方提出“提示不明”的索赔，反倒应当承担“因处置事故而延误工期”的赔偿？

自来水公司反诉索赔属于“有理取闹”，然此理非同彼理，自然难以站住脚。因为其漠视了最重要的生命，无视自身存在的意义，并对权利少了基本敬畏。自然于情难以接受，于法也难以得到放行。（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