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达州晚报》刊发一条副标题为“环保部门排查污染源头，市民熏腊肉是主因”的报道，被多家网站转载。澎湃新闻实地走访、比对多项监测数据发现，在熏腊肉的烟尘背后，一家高能耗、高污染的重点企业——达州钢铁集团隐藏其中，被普遍认为是达州大气污染的元凶。（2月3日《澎湃新闻》）

既然检测数据爆表压力下，病急乱投医地叫停腊肉熏制灶台，那么当问题主因指向重化企业时，是不是也应该“同罪同罚”地予以叫停？类似这种屡见不鲜的尴尬反诘，虽起源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桎梏，却多因管理方式的简单粗暴而易于爆发。

环境问题最大的特点便是爆发时极其明显，而治理时却需要相当长的一段周期才能显现效果。科学地说，检测数据本身也受到天气的自然变化而容易产生误差。在这种情况下，想要通过某种手段实现“立竿见影”显然不可能。而明知如此，主管部门仍然不能对“舌尖上的雾霾”这一苦果及时刹车，形成如今的尴尬局面，可谓“苦”有应得。

与环境问题相同，许多社会问题的治理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遭遇这些问题时，管理者更须善于为自己争取转寰的舆论空间，也为长效的行政过程留取足够的疗效显现时间。就像“腊肉味雾霾”这一荒唐概念的形成一样，主管部门不能为颠覆常识的论调提供科学依据是问题的一方面，而真正引发舆论反弹的则是这一论调背后对于基层意见的不考量、不反思，乃至不尊重。说白了，你可以挑战公众的神经，但是绝对不能给公众以“挑战智商”的舆论错觉。

对于公众而言，其实更多时候易于接受问题解决策略的酝酿过程，但常常无法忍受的却是强势乃至强横的管理态度。遇到问题时公众容易情绪化其实是舆论常态，此时主管部门的宽容态度与及时引导是获取理解的最佳途径。这是一个官民之间搭建沟通桥梁并获取解决问题转寰余地的动态过程，也是政府公信力建立的重要方式。再说“一刀切”的解决策略多半流于形式，何况它自实行伊始就自带了引发排斥的“拉仇恨”属性。

进入深化改革之年，还有更多的社会问题需要各地方主管部门去应对。在这个过程之中，管理部门不仅需要在行动上以公众利益为本，更需要在情绪上与公众舆论达成“共振”。没有了轻易归罪环境问题于腊肉的拍脑袋决策，也就没有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情绪化反诘，所谓和谐，以和为贵才能协调一致、荣辱共生。

文/宋祖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