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波

　　春节是“情”味最浓的时候，而“法”似乎只是一种冷冰冰的约束性规范，在春节期间谈法律好像有些不合时宜。

　　而事实上，春节与法律之间的渊源很深。《摩西十诫》非但是最古老的法典之一，也是西方文明核心的道德观，其中的“第四诫”就规定在安息日任何人包括仆婢、牲畜、寄居的客人都不得工作，否则将会受到族人的惩罚。我国春节“放大假”也是古已有之，在唐代开元年间就有官员“元正(正月初一)、冬至并给假七日”的规定，就连放假的天数，都与今天完全相同。所以，春节期间大家能得以休闲是“法定”的。

　　春节期间说说“法”，更是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冬春之交是农耕时代相对比较闲暇的日子，过去占卜、祭祀等重大礼仪都放在春节期间举行，而这些今天看来属于封建迷信的东西，本身也是法律的起源。另外，过去族长耆老在春节期间还有一项重大事务，就是“乡饮酒礼”，集合村民族人，除旧布新，宣读国家新法令，表彰一年来的好人好事，批评族人中不轨言行，以扬善惩恶。

　　春节也是最能体现春秋时期老子的“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时期。春节期间的欢乐、祥和得益于法，依靠春节民俗支撑起来的社会秩序还能达到“去法”的作用，一些独特民俗甚至比法律更管用。比如某些地方民俗中“贴上对联不准再讨债”，虽然不是法律的规定，但却比法律更管用，当事人都会自觉遵守。春节期间各国家机关放假，行政管理的公权力处于暂时“休克”状态，社会仍然能“无为而治”，靠的就是春节形成的民俗规则。

　　这些靠民俗文化支撑起来的规则，虽然没有任何条文规定，但已经约定俗成地固化在人们心中，而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跪拜老人等习俗也在无形中使社会关系更加和谐。因此，在国人眼中，春节不只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或者只是几天的假期，其中的传统礼仪、节庆民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表达方式，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高度发展的今天，文化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春节更能凝聚人心。

　　当然，民俗并非总是与法律和道德同向发展。近年来，一些以礼尚往来为名行收受贿赂之实的腐败问题，在春节期间大行其道；还有一些人借“拜年”的风俗，向毫不相识的商家索要钱财，也成了法律治理的灰色地带；更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春节期间治安管理的漏洞，在农村集市上搞低俗表演，还美其名曰“文化下乡”；还有一些人以节日娱乐为名，开设赌局聚众赌博等等，这些都与善良的民俗相去甚远，必须依法严厉打击。

　　也有一些民俗沿袭以久，但与今天的社会发展已不相适宜，比如燃放烟花爆竹。前不久，一张环卫工夫妇呼吁过年少放点鞭炮的照片在网上引发热议。其实，公众不是不明白，“燃放烟花爆竹容易引起火灾、造成污染、出现意外伤害、引起呼吸道疾病、诱发心脏病等，“百害”之外唯一的“一益”是迎合了人们的喜庆心理。但这种民俗只能靠移风易俗慢慢引导，而不宜用法律硬性禁止。

　　春节说“法”，才能让法律支撑起春节民俗的善良美好，同时让民俗朝着适应社会发展的方向进步；春节过“法”，才能不让违法行为干扰春节的喜庆气氛，让公众更加安乐、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