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年代的“军令状”，胸脯拍得最响、话语说得最硬的，当数一些部门对于治理雾霾的承诺，并且从“一年达标”到“提头来见”，大有狠话升级的趋势。然而新华社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去年初至少有15个省份签订了治理雾霾、力保蓝天的“军令状”，结果一年之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公报显示，在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监测的161个城市中，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仅占9.9%，一些省市的具体目标相继落空，“军令状”也不了了之。

就像“提头来见”这类不切实际的“军令状”更多的只是属于玩笑话一样，近年来出现在政府承诺中的铁腕治霾口号，很多本身属于盲目的空话。此中不外乎三种情况，一是对治理大气环境污染的科学性知之甚少，对困难估计不足，盲目乐观。二是在上下一片呼声之下，高估了自身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关系的能力，空夸海口。三是将承诺当成应对压力的挡箭牌，到头来脚踩西瓜皮，走到哪步算哪步。

脱离实际的口号式治霾“军令状”，其实是旧的政绩观在现代社会管理中的一种变异。无论是盲目乐观的冲动性表态，还是应对压力的被动性承诺，客观上给社会造成的印象是一种忽悠，最终损害的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公信，损害了官员自身的形象。

这种观念，恐怕更多地看到了人为的主观努力因素，却忽视了科学与自然的规律，忽视了历史遗留、全球工业化进程的轨迹、我国基础设施亟待完善、以及既成的生产生活形态等等与大气环境污染密切相关的客观因素，因而在嗓子叫得越来越响、态度表得越来越硬的治霾承诺中，多少充斥着病急乱投医式的急躁、不甘寂寞与落伍式的浮躁。

同一片天空下，中国的治霾，既需要有各扫门前雪的地域责任心，也需要全国一盘棋的全面协同。它是主观努力与客观现实之间，一场需要运筹帷幄、协同作战的现代化战争。倘若以为谁口号叫得响、力气使得大，谁头顶上这片天空就能独蓝，便等同于把治霾这个集复杂性、系统性、科学性于一体的治理攻坚战、持久战，当成了宴席上的喝酒壮胆，以为可以做到众人皆醉你能独醒。若此，所谓承诺，所谓“军令状”，便很容易沦为一去不复还的酒话、大话、笑话。

真正的“军令状”，是掺不得半点玩笑的“提头来见”，是谁兑现不了承诺就“壮士一去不复还”的知耻认输。虽然现代社会管理、执政理念中，并不需要官员以死相见的挂靴谢责，但把对社会民众的承诺视作权力公信的底线，却是政府和官员的应担之责、应有之义。

承诺一年之后未达标的城市占了90.1%，一些省市的具体目标也相继落空了，一年前的承诺不了了之了。怎么办？做鸵鸟装没说过不是办法，真一个个挂靴换将也不是办法。最好的办法还是老老实实跟社会大众讲清楚原因、分析利弊、总结经验教训，实实在在地回到科学治霾、法治治霾的路子上去。而对于那些承诺一套另做一套、应付上下左右逢源的官员和部门，则与那些盲目乐观的情况区分开来，该问责的问责，该挂靴的挂靴。

中国社会不缺口号，不缺承诺，缺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缺的是监督承诺与兑现承诺的问责机制。中国已经在盲目的口号中走过太多的弯路，治霾的路，不能再弯了。

刘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