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敬波

　　“天津门第一虎”武长顺的贪腐案情，于3月26日在天津政法系统中通报。通报称，武长顺涉嫌贪污、受贿、行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等犯罪(4月3日《华商报》)。

　　这几年随着中央反腐力度的加大，“巨贪”们的贪腐数字一再被刷新，以致于能让公众“触目惊”心的“阈值”都不断升高，几万、几十万的“小贪”已经不足以引起社会关注了。报道称武长顺案涉案金额高达74亿多元，再一次刷新了贪腐记录。

　　贪污、受贿、行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都与“钱”有直接关联。然而报道中称武长顺长期与多名女性通奸，其中四名公安系统的女性为其生育非婚生子女，被定性为“道德败坏，生活糜烂”。笔者倒认为还应再加一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据我国婚姻法起草者巫昌祯教授的调查，领导干部腐败60%以上都跟“包二奶”有关，而在被查处的贪官中，95%的人都有“情妇”。如果仅是包养情妇，还只能算是“道德败坏”的话，婚外私生多个子女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因为婚内违法生育只是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而婚外生育则不但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更破坏了我国“一夫一妻”的基本婚姻制度。把婚外生育也归入违反计划生育范畴与婚内超生一样只是行政处罚或者道德谴责，显然失之过轻。

　　目前刑法中重婚罪过于重视“婚姻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等这些形式要件，却忽视了婚姻中“性行为”、“生育”等实质内容。这些官员的情妇往往也很能“认清位置”，除了少数为“转正”与官员撕破脸皮，成了反腐的“导火索”之外，大部分情妇对你付钱财、我付青春的“对价关系”都比较遵从。

　　这种“对价关系”让官员免受后院起火的困扰，而情妇们也懒得再去争名分，各得其所，一片和谐。对于社会公众来说，或难以知悉内幕，或惧怕官员权势，或觉得事不关已，或已经习以为常，认为举报贪官包情妇非但难撼动其位置，反可能被其反扑受害，因此，单纯举报贪官包情妇的并不多。

　　贪官的“糜烂生活”被曝光，多是贪官因“钱”犯事，追“钱”才查到“人”。事实上，只要这种“对价关系”存在，纪检部门也可以反其道而查之，追末逐本，从贪官包养情妇查起，查“人”追“钱”，也会一查一个准。以“钱”定罪，追究贪官的刑事责任是应当的，但对其婚外私生的行为，也应当完善法律，追究责任。

　　对于国人的传统认识来说，一场婚礼酒宴就可足以证明夫妻关系的成立，而贪官与情妇孩子都生出来了，却仍然可以心照不宣地淡化两人之间的关系，而不被法律所追究，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对婚外生育的官员不应仅仅是罢官免职，只追“钱”责，还应以重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