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单位和个人为在职职工缴纳的五项社会保险，约为职工个人工资的46%。人社部曾表示，在列出统计数据的173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社会保险缴费率居第13位，高于16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养老保险缴费率偏高。养老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每一个浪花都可能发生连动反应。

拿什么减轻“30年缴费百万”负担

若夷

以北京一名30岁、月薪6000元男性职工为例，其每月单位和个人缴费金额2700多元，1年约3.3万，大约30年，到60岁退休时，总缴费就已达到100万元。30年社保缴费百万尽管这一总数确实令人咋舌，但在“社保缴费占工资总额40%-50%”的现实语境下，显然又不是什么让人意外之事。事实上，若进一步考虑未来工资增长、延迟退休等因素，对于许多职工来说，“缴费百万”仍可能只是一个偏低的估算。

如果社保高缴费意味着高待遇，“30年缴费百万”当然并不一定意味着不公平合理，但进一步令人尴尬的现实又是，虽然我们的社保缴费水平明显偏高，但相对应的社保待遇又明显偏低。如社保缴费中权重最大的职工养老保险，“养老金替代率呈现逐渐走低趋势，从改革初期的60%多降至四五成水平”，而依据国际劳工组织标准，养老金最低替代率应为55%，替代率达到60%至70%，才可维持基本生活水平。再如，医疗保险，尽管缴费比例不菲，但实际报销比例却一直不高，远不足以真正化解看病贵。这正像此前两位原卫生部部长陈竺和高强指出的，“目前中国基本医保实际报销比例只有50%左右”，“越是贵重的药、越是进口的药物、越是一些疗效好的药都不报销。”

一方面是社保缴费水平明显偏高，另一方面又是社保待遇不给力，不足以充分保障老有所养，化解看病贵困境。我国社保制度之所以会形成如此悖反的局面，原因十分复杂，涉及诸多社会宏观背景。比如，在社保制度的改革转轨过程中，由于历史欠账未得到及时填补，形成长期亏空。再如，在不断加剧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下，整个社会抚养压力不断加大，由于医改不到位，公立医院事实上仍是一种非公益的逐利体制，长期以来医疗费用一直以远超GDP的速度增长，吞噬着宝贵的医保基金。

从社保制度本身角度看，“高缴费、低待遇”格局的形成，归根结底还在于现行社保制度存在许多设计缺陷，不是一个真正公平可持续的制度。除了职工和企业缴费，政府财政对于社保，尚未形成真正充裕稳定的投入机制；也尚未构建起真正多缴多得激励机制，甚至存在“负激励”问题。这诚如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日前指出，“这个制度负激励效应太大。不改成一个正激励的制度……就是灾难”。社保基金统筹层次过低，有限的基金分散在市县一级，基金缩水贬值严重。

要想减轻“30年缴费百万”负担、改变“高缴费、低待遇”社保格局，并无捷径可走，只能依靠系统化的全面深化改革，尽快全面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部署的一系列相关改革，如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健全社会保障财政投入制度；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等。

国资充实社保才是多赢之举

张燕

对于“30年社保缴费上百万”，很多人都不能理解。一方面是全球最高的社保费率，一方面却是全球较低的养老金替代率，并且这一趋势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中间的钱到底去哪了？道理其实很简单，源于过去我们养老体系的制度安排存在问题，个人需要缴费的社保制度建立较晚、历史欠账太多、统筹层次太低、多轨制待解。同时，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做得不够好，部分养老基金放在那里变相贬值。

因为历史原因，很大一部分养老金和政府对养老的支出用于弥补历史欠账和转轨成本。有学者统计，大约这一笔费用需要3-4万亿，即便分摊到30-50年逐步解决，每年也需要2000亿左右。而这一笔资金，实际上就是由企业职工和企业共同来承担，因此高社保费率也就不足为奇。不仅如此，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之前游离于现行社保体系之外，这笔成本最终由财政来负担，也就造成了政府可以用于补贴普通人的养老金更有限。

另外，部分职工养老待遇偏低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不少企业并未按照职工真实的工资缴纳养老保险，而是选择了偏低的基数。因为长期交的少，职工退休之后的养老替代率也就不高。加强监管，单纯苛求企业是不够的，因为企业的负担、社保费率整体高是事实。政府应该给企业减税，并切实降低各种费用。各种税费减下来之后，即便不降低目前的养老费率，企业实质负担也相应降低；同时，企业才有更多的钱给职工缴纳社保，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基数才能接近真实工资，未来的养老替代率才能得到提高。

如此多的历史和现实难题，需要一一解决。同时，要化解养老欠账，降低社保费率，必然需要各方面的统筹改革、多项配套改革的同步推进。

各界一再呼吁应该对公务员、事业单位养老体制进行改革，早日实现并轨，并提高统筹层次。通过养老并轨，一方面缩小不同职业群体之间养老待遇差距，另一方面减轻财政负担，同时利于做大养老基金池，保障养老体系的可持续性。今年初，养老并轨的改革决定出台，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单独建账，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分别管理使用；且未来公职人员还将获得大部分企业职工不曾享有的职业年金。

应该说，短期而言，为了以减小改革阻力，尽量不降低被改革群体的养老待遇，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单独建账，可以是过渡方案。长期不该如此，所谓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必须有明确的时间表，让养老基金池子早日统一才有制度公平可言。

有识之士屡屡建议划拨国资充实社保，可谓多赢之举。这样做既不存在国资流失的问题，同时作为国企股东的社保部门，客观上也有利于改善国企的治理；不仅如此，也减轻财政的养老支出负担，哪怕用和目前同等的财政补贴数，平均到每个人身上，养老金替代率也等于得到了提高；当国企负担起更多责任，也等于给中小企业减负。中国人口红利所剩无几，养老医疗负担都越来越大，从多方位加快社保统筹改革，是为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