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庆阳市委、市政府近日联合下发文件，多措并举治理农村婚嫁“天价彩礼”乱象，要求将拒绝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禁止媒人借婚介敛财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文件提出，要加强婚姻登记管理，实行县级集中登记，依法打击利用虚假身份多次与他人骗婚诈取彩礼的行为，规范农村婚姻中介行为。（5月24日《西部商报》）

包括庆阳农村地区在内，国内一些地方的农村、城郊地区盛行婚嫁彩礼习俗。彩礼行情逐年走高，相互攀比，再加上婚嫁大操大办，给部分城乡居民家庭带来了很大压力，甚至“因婚返贫”。一些新婚夫妇成婚之日过后，就将面临较大的债务负担，不得不离乡出外打工，又会带来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农村青年夫妇离婚率高企等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是重男轻女，青年男女比例越显失衡的地方，有儿子的家庭要想讨回媳妇，彩礼“价码”就越高，婚嫁相应就要办得更隆重。

这是因为，在特定环境下，有儿子而不是女儿，会给居民家庭带来更高的社会评价，才可能实现其传宗接代的愿望。依照一般的习俗，嫁到夫家后，女性接管家庭财权，并主要承起担公婆的赡养。尽管事实上，有女儿的家庭通常仍旧可以获得女儿的照顾和赡养，但出嫁妇女需要将财力首先用来赡养公婆。彩礼某种程度上是夫家给予娘家的一种补偿，而操持婚嫁仪式，主要是用来显示夫家财力。

青年男女比例失衡，适龄婚育女性数量少于甚至远远少于男性，女性必然会变得“走俏”，进一步刺激了彩礼行情的走高。说到底，所谓天价彩礼，不过是部分地区的人们因为笃信“多子多福”和重男轻女（并通过胎儿监测设备进一步减少了女婴出生数量），加剧了适龄婚育男女比例的失衡，因而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一种代价。

彩礼，尤其是天价彩礼，当然要归为陋习，却依附、派生于重男轻女陋习，如果后者得不到治理，相反因为胎儿监测设备、技术的更新，让未来的适龄婚育女性数量进一步减少，那么可以认为任何清理彩礼的行政手段都将不起作用。

甘肃庆阳市对婚嫁陋习出重拳，初衷虽好，却显得急功近利，即将彩礼现象的成因认定为农村居民家庭之间的无端攀比，试图通过村规民约等方式来改变村民行为。就算当地强力贯彻执行《意见》，将抵制抵制“天价彩礼”、拒绝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等条款写入各村的村规民约，也很难避免沦为一纸空文。当然，庆阳方面依法打击利用虚假身份多次与他人骗婚诈取彩礼、媒人借婚介敛财等行为，这项举措是必要的。

那么，地方有关部门能否采取更有力手段，限制部分居民家庭之中，长辈对子女婚嫁的话语权，让青年女性对自己的婚姻说了算呢？如果这样做，能不能断绝有女儿的家庭收取婚嫁彩礼的可能，从根本上清除彩礼陋习呢？看上去，这样做有效保障了青年女性的婚姻自由，但在重男轻女社会文化背景下，却将固化现有社会陋习，进一步降低女性对于居民家庭的“价值”——对于很多村民来说，养育女儿将变得更不划算，更无必要。

文/郑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