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几天似乎都与控烟有关。5月31日是第28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计委等多部门将在全国启动为期一年的“无烟生活”主题宣传活动，媒体报道，6月1日起，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将正式施行。控烟话题众望所归地成为近日舆论焦点。（6月2日《南方都市报》）

控烟成败，和烟草业体制改革有关。因为，烟草业政企不分，烟草专卖局一方面肩负立法和敦促禁烟的重任，一方面又承担增加生产销售、促进烟草产业发展的职责，就像硬币的正反面统一于一个整体。显然，只有政企分开，才能让政府部门和烟草企业回归自己的角色，控烟法律才能落地生根，这也是根治烟草顽疾的上策。

无论上调消费税，还是开出罚单，都证明控烟政策会越来越严。只是，“最严”二字不容易落到实处，一是国人对公共场所吸烟的容忍度较高，二是烟民违法成本低导致放松自我约束，三是烟草业连图片警示的国际惯例都不遵守。这么一来，被抓现行的烟民或商家，只会自认倒霉，而不会形成控烟意识。

仔细想想，罚款、增税等“最严”控烟手段，全都一股脑地“招呼”到烟民头上。烟草部门有两副面孔：对民众解释说，我收烟民的税，我罚烟民的款；对烟民暗示说，民众禁烟呼声太高，你多掏钱点配合一下，鼓励甚至诱惑他们买烟。如此左右逢源，既堵了民众要求控烟的舆论，又挣了烟民手里的钱。“最严”控烟一旦遭遇政企不分，反而成了烟草业装点门面的旗号，成为摸着石头不过河的借口。

简而言之，主导控烟者却是控烟的最大阻力，他们制造了一个畸形的垄断市场，为保证利润和税收，限制烟民的同时又保护他们，像极了老顽童周伯通的左右互搏术。毫无疑问，这也是种种“最严”控烟手段都针对烟民而非烟草企业和主管部门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一边制定规则一边控制市场，根本不把民众为烟草付出的健康等社会代价当回事儿，更何谈补偿。

此时，民众对“最严”控烟是否动真格只有一个判断标准，那就是烟草主管部门是否肯自我革命，比如放弃垄断的烟草市场，尝试政企分开，站在国民健康和公众利益的角度，做一个合法合理的烟草业管理者，而不是和烟草利益集团捆绑在一起，甚至去找“烟草院士”背书。

文/赵查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