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本报报道了一则护士救人的感人消息。台州第一人民医院护士王丹萍近日在晨练路上遇见一名老人晕倒，她不避秽物，给老人做人工呼吸，急救近半小时。路人一遍遍地说“没用了”，她仍然不肯放弃。尽管最终没能挽回老人的生命，王丹萍的义举仍赢得了人们的赞美。

　　这篇报道和网上转发的图片，我看了几遍，确实令人感动。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以及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她对病人进行急救不仅需要医学知识，更需要勇气。当时老人很可能已经失去救治机会，换成其他人大概不敢轻举妄动。否则，万一老人的家属怪罪到她头上，岂不是给自己惹来麻烦？

　　王丹萍所在医院的院长，后来说了一句话，就很能说明问题。“一开始我还有点担心，老人的家属会不会来医院闹，毕竟这样的事见多了。”不容回避，我们当下就处在这么一个医患关系的敏感时期。这使得原本可能是平常的一件事，也变得不平常起来。

　　特别是联系近期上海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更让人有这样的感慨。

　　6月29日上午，上海新华医院普外科一名患者在办理出院手续过程中，家属对患者是否应该出院产生质疑，情绪激动，在护士戴小姐解释时，家属突然发难，拿起吧台上的宣教牌，击中戴小姐面部。这是三天时间内上海市医院发生的第四起医疗暴力事件。

　　了解王丹萍救人事迹后，有人感慨“好的医务人员大有人在”，可类似上海伤医案的发生，又可能让人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这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其实，这不过是我们的愿望与现实的差别，让人产生一种心理落差。

　　一直以来，我们总是习惯于把医护人员形容为“白衣天使”，并将其职业行为定义为救死扶伤、无私奉献。这样说当然没错，因为这不仅是对医护群体的一种赞美，也是对这个职业的一种高标准、严要求。但在这种观念影响下，我们自然而然地又倾向于认为，医患关系必须是和谐友好的，不容任何人亵渎。

　　那么问题来了，对医护群体的道德化、神圣化，造成一个结果是，患者对医护人员的要求也变高了。一些患者难免会问：既然作为“白衣天使”，既然你的职责是救死扶伤、无私奉献，为什么治不好我的病？为什么收费又这么贵？这种心理落差，很容易扭曲变为一种怨念。

　　另一个结果是，医护人员对待患者的态度，也难免不自觉地带有些“施舍”的意味。例如，有的医生会想，我是在救死扶伤，而且那么辛苦，凭什么要受患者的气？这就很容易造成角色错位，导致有些医生服务意识薄弱，对患者态度简单粗暴。

　　再加上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如看病贵、看病难问题，又如医生收红包问题，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的观念冲突难免激化，医患关系也就可能陷入僵局。

　　我们赞美王丹萍的义举，不仅因为她是护士，更重要的是她的救人行为本身；我们谴责暴力伤医事件，也不仅因为伤害的对象是“白衣天使”，更关键的是，无论针对任何人，这种暴力行为本身都是违法的！

　　事实上，在见义勇为的王丹萍与那些暴力伤医的患者之间，更多是普普通通的医护工作者，更多是普普通通的寻医问药者。他们是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有着各自的喜怒哀乐，一样可能面对各种开心事或烦心事。当他们遭遇在一起时，对医护人员来讲就是把本职工作做好，对于患者而言，就是在医院能获得合理救治与满意服务。

　　这么说并不是矮化医护人员的形象，也不是庸俗化患者群体，而是想指出，在诉诸道德感化外，需要有一套日常化的医患关系处理机制，来协调双方关系，缓解矛盾、化解纠纷。这样也才不会在发生矛盾纠纷的时候，各自都只能动用道德大棒，互相妖魔化。

　　医患之间不是必须要和谐，而是双方发生矛盾时，必须要有合理解决机制，倘若缺乏相关制度保障，我们越是把医护人员崇高化，就越可能让他们陷入道德困境。

　　魏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