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海建

《大气污染防治法》历时15年修订，于2015年8月24日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三审，不出意外，通过已成定局。“看了《大气法》报告难以入眠，真想大哭一场。为何影响到13亿民众生命安全的《大气法》，会被人操纵，我们又如何才能阻止这份“不是保障公众利益”的法律颁布?”8月25日，一参加过《大气法》修订草案起草的专家感叹，自己多么的渺小和无力。（8月27日《中国经营报》）

立法博弈之深刻，利益纠葛之繁复，局外人是很难懂的。不过，我们还记得满城口罩的穹顶之悲，我们亦难忘微信朋友圈里“阅兵蓝”下舒展自在的心旷神怡。赖以生存的大气，从来没有这么牵动人心。时光漫溯回上世纪，估计就不会有这么多汹涌的民意，在《大气法》的转身中郁闷纠结。

始于1987年的《大气法》，曾先后于1995年、2000年作出过修改。本次修改于2006年启动，基于经济发展需要，《大气法》修改一拖再拖。直到2014年12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初次审议并公开征求意见。拖沓跌宕的主因，是环境与发展之间的跷跷板效应。不管换成一万种更文雅或更时髦的说法，本质还是彼时的经济动能战胜了大气治理的声音。说它是成长的烦恼也好，说它是发展的代价也罢，其实都是一个意思。今天，我们在“美丽中国”的共识之下，有太多太多铿锵理由，期待它像《环保法》一样，是一部“长牙齿”的法律。

可是，现状似乎不太令人满意。作为非专业人士，牢骚太盛防肠断，还是听听专家的说法吧：“初稿起草快10年了，那时的技术和现在的技术水平完全不同，快十年的初稿如何适应现在和未来发展需要?”多位参加过初稿起草专家表示，真正做过研究的相关领域专家都没有参家到编制工作，“写的建议也被扔到了垃圾桶里了。”专家的抱怨，大概是两个层面考量：一是新法够不够“实在”？比如总量控制与达标排放、质量管理之间，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诸多权责利的关系，应该是清晰而明确的。二是新法有没有“私货”？不能为了推销某种产品，就把落后标准与技术也囫囵地塞进去。从这些意义上说，专家不惮以实名而提出的“减排标准”、“遥感监测车”等质疑，似乎也不是无中生有，或者说，相关部门起码欠奉一份科学而必要的说明。

回头来看，其实在新《大气法》二审之后，不少业界人士就公开呼吁“延迟三审”、“回炉重造”或者“大改”。当然，有些理由或者杞人忧天，有些说法或者有嫌偏激，但大多实名建议的专家说法，基本还是出于立法公心与修法初心的考虑。纵使阶段性难以达成共识，亦需要在法条调整中有个对话与争鸣的环节。不然，就算是“误解”，万一谬种流传，对新法执行力也是伤害。

大气污染防治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世界的难题。世卫组织日前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2010年，欧洲空气污染造成该地区60万人过早死亡，并导致人们罹患各种疾病，由此给欧洲国家带来的经济损失高达1.6万亿美元，相当于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近十分之一。这是有关空气污染给欧洲地区卫生造成影响的首份报告。从逻辑上推断，如果我们不能治理好严峻的大气污染，危害与损失，恐怕也是理固宜然。当然，没有一部法律是完美无瑕的，而法律的稳定性，也总是相对的。但越是公共关切的立法与修法，越是要在公信程序上，有个清白正义的姿态。

专家的激愤之词或者义愤之泪，也许是值得商榷的。不过，还是希望哪怕是三审顺利通过的新《大气法》，也能有个谦抑的姿态，来回应这些忧虑与追问，来为专家之泪递上一张纸巾。（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