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乾

贵州省毕节市这两年因留守儿童不断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记者针对这些情况进行了蹲点采访。采访发现，政府并非对留守儿童不闻不问，相反，在许多地区，留守儿童已成为政府包办事务，而一些家长也抱有这样的想法。（9月15日新华社）

留守儿童问题为何成为政府包办事务？这一问题恐怕会引起许多人的误解。一般看来，政府有必要提供公共服务，有必要肩负对弱势者的救护义务，当家庭丧失其功能，留守儿童无所依靠之时，政府当然不能坐视不理，政府接管留守儿童乃是理所当然。而且，留守儿童之所以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与我们国家社保制度、户籍制度、教育制度有直接的关系，既然政府无法改革相应的制度，就需要承担制度的后果。

但是，恐怕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在家庭与政府之外，留守儿童应当还有一重救护机制，就是社会。这里所说的社会，并非广义上的社会，而是农村世界中由伦理、亲缘、邻里纽带所结成的社会机制，也就是农村社区。一个正常、良性的社会，应当是三位一体的，个体、社区以及政府，三者互动配合，结成公民权利保障之网，缺一不可。个体自由与政府功能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社会的功能却往往不为人注意。实际上，社会的重要性不亚于个体自由与政府权力二者，一方面，社会可以保护个人权利免受政府公权力的侵凌，另一方面，社会也可协助政府整合、救护个体。社会其实是一个中介，连接起政府权力与个体权利。

而就留守儿童问题而言，当家庭功能丧失之后，政府对留守儿童的责任固然义不容辞，但农村社会也应当承担起救护留守儿童之责任。所以，留守儿童成为政府包办事务，折射出的，是乡村社会的衰落。

乡村社会衰落主要表现为邻里关系破裂、传统伦理秩序瓦解、血缘与亲情纽带淡薄、乡村组织资源流失、乡村人口锐减等等方面。当然，传统乡村社会呈现出弱联系的形态，邻里、亲族之间的义务并不是强制性的，而乡村社会所提供的救护机制也并不是法律性的，但是，这种精神性、伦理性价值不可忽视。而且，在现实中，传统的乡村也确实呈现出一种虽然脆弱、但也随处可见的温情与共同体精神，这种精神可能会成为个体自由的羁绊，但它也往往发挥出救护弱者、维系秩序的功能。

乡村社会衰落，乡村传统的伦理秩序与公共精神丧失，所带来的后果是，虽然个体的行为可能更加自由，但是，首先，传统上邻里守望相助的温情被冷漠取代，亲族相携的惯例被金钱逻辑挤压，家庭成为个体唯一的港湾，如果家庭破裂，家庭成员可能就会陷入无所庇护的境地，正如留守儿童所面临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救护的责任与义务将全部压在政府头上，逐渐成为政府无法承受之重。其次，如果乡村社会衰落，乡村中间环节缺席，个体就不得不直接面对政府公权力，一旦公权力异化、滥用，乡民权利必然难以得到保障，近年来，农村因各种矛盾导致乡民权利严重受损与此不无关系。再者，传统的社会纽带瓦解，必然会有新的替代性力量进入，由伦理、亲缘结成的秩序丧失，就会使得黑恶势力有可乘之机，在许多农村，这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就此而言，可以说，乡村社会衰落、乡村伦理秩序瓦解将加剧留守儿童危机。这不仅表现在留守儿童得不到乡村社区的救护，而且表现在留守儿童已成为本应对其施加保护的邻里、亲族伤害的对象。前不久，贵州留守姐弟被残忍杀害，而作案者与受害人有亲属关系，警察调查发现，受害女孩早先已受到过邻居老人的性侵。这一系列事实无疑是对上述论断的最好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