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查理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愿意在公共假期时走出单位和家庭，在国内看看大好河山，到国外逛逛异域风情，愉悦身心，增长见识。可是，黄金周期间不少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可以说是损人不利己，反而影响他人利益，降低公共生活质量。

山东蒙山云蒙峰顶多处石崖，被油漆喷上了“蒋学健”和“宁东君”的名字，这是继故宫刻字秀恩爱和长城刻字留姓名后，又一起引起全国关注的不文明现象。陕西西安华清池旁的杨贵妃雕塑也难逃“咸猪手”，“摸胸”拍照似乎成了游客最大的乐趣。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为方便游客设置无人值守的健康驿站，提供免费应急药品，结果驱蚊水、红花油被游客整瓶拿走。北京动物园里的羊驼因为游客投喂过量不得不被隔离在密闭栅栏区，天津瓷房子的展品瓷缸及其周围成了“聚宝盆”装满纸币。

如果把黄金周每个人的不文明行为有闻必录，“黑名单”的厚度极可能超越百科全书和四库全书。不过客观来看，这些多如牛毛的不文明行为并没有达到十恶不赦的地步，像占小便宜、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刻字涂画等，如果局限于家庭范围，只能体现个人的不检点，会被认为是无关痛痒的小事。可黄金周不同，天南海北的人在有限的时间挤到有限的空间，再微不足道的不文明行为，也会出现几何式增长，造成的后果会被无限放大，不光现场的每个人受到影响，留给外人的观感也是极差。

有论者认为，这要么是个人素质问题，要么是国民劣根性凸显，否则无法解释为何平日引经据典追求君子形象的中国人，在公共空间肆无忌惮表现出集体非理性行为。其实，国人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当初美国人在欧洲买买买、日本人在西方购购购时，他们也是被冠上不文明的暴发户形象。现在，刚刚有能力走出家门和国门的中国人，也遭遇了相似的窘境。因为，历史传统和现实政治导致社会空间长期缺失，让国人没有机会在公共空间进行锻炼，现在“地球村”一下子把所有人推到广阔的公共生活里，必然无所适从。这时，残存的农业社会思维，熟人间的公共空间规则，传统文化对尊卑秩序的推崇，以及人际交流的障碍，在边缘群体成长为主流人士之际，均会滋生不文明的副产品，既包括吐痰等动物行为，也包括加塞等无教养行为。

依照常识来说，好面子的中国人并不愿意在公共场所出丑，可又都无意识做出动物行为和无教养行为，根源就是为了争夺一个舒适的公共空间。景区看人，高速停车，拥挤的公共空间里，为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比如如厕，憋坏了的人们就会斯文扫地。简言之，景区等公共空间物以稀为贵，人们又不熟悉公共生活，人人都想保持个人舒适，不想让个人权利受损失，当公共空间捉襟见肘时，诸多“火星撞地球”的场景也就见怪不怪了。谁都愿意做一个文明人，而化解上述矛盾光靠民众自己，恐怕力有不逮。

故此，国家层面的干预必不可少。当年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被全世界“差评”时，政府用立法进行干预，最核心的理念就是，让人们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要入乡随俗，不能光根据家庭等封闭小圈子的规则行事。黑名单和征信系统也要发力，让不文明者付出更多的成本。同时，也要不断完善日常公共生活，让人们在家门口就学会成为文明公民，这需要持续不断的常识教育，实现个体的文明自觉。再者，创造一个自由和多元的公共空间，也是当务之急。再理想的文明理念，也需要在真实生活中一次次锤炼，最终形成大家都接受的共识。要想达到及格线，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多次的冲突妥协，这样的转型需要更多的鼓励，亦需要不断吹毛求疵。

当这些不文明行为成为社会舆论关心的话题，说明大家已经意识到，到了不改变不行的地步，一再发生的不文明行为只会让更多人觉醒，这也让人们对未来抱有积极心态。故此，在批评不文明行为的同时，如何推动社会更快、更好转型，早日形成理性生活的环境，度过不文明的尴尬阵痛，需要人们更加努力，同时保持宽容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