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祝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9月29日发布全国各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截至9月28日，全国各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中，深圳以每月2030元跃居首位；上海以2020元位列次席；广东以1895元排名第三。而月最低工资标准垫底的黑龙江，每月最低工资标准仅为1160元，而这一标准自2012年12月1日起实行，之后便未做调整。（9月29日 中国新闻网）

劳动者奉献了青春，获取与劳动价值、生活需要相匹配的工资报酬天经地义。尽管给劳动者涨工资给用人单位带来压力，还可能造成通胀压力。但是，如果劳动者的工资入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与企业效益增速，长期跑不赢物价，显然不是好事情。多数省份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不仅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缓解“用工荒”，也有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达到还富于民的效果。不过，令人遗憾的是，部分省份超过两年尚未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比如，黑龙江省最低工资标准仅为1160元，与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与劳动者的付出严重脱节。

虽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者整体工资水平比以前确有提高。但是相当大数量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跟不上经济增长的步伐。自来水、天然气涨价，景区涨价，以食品为龙头的日用品、生活用品涨价潮。在一片“涨”声中，通胀压力显现，工薪阶层普遍希望涨工资。涨工资除了有利于企业招工，实现产业升级转型，刺激消费以外，也有利于公众消除物价焦虑感，涨工资更是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

因此，地方政府不仅要依法依规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而且要督促落实最低工资标准和“五险一金”。当然，工资到底该如何涨，需要政府做出一揽子的制度安排，有待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公平的劳资平台上协商与博弈。全面落实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通过政府的强大执行力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让劳动者工资与企业效益、经济发展同步，防止部分用人单位不落实最低工资标准，或者说涨工资的好处被高管独享，普通劳动者“口惠实不至”。

有消息说，酝酿已久的《工资条例》受到了企业抵制，理由是企业不景气，税费负担过重。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表示，如果不偷税漏税，九成企业可能倒闭。表面上看，这种观点有点言过其实，但是也道出了企业税费负担过重，特别是中小企业生存艰难的现实。

中小企业生存艰难，大企业赚钱也不容易。联想集团总裁杨元庆曾在两会上叫屈，“联想电脑在国内没办法卖得不贵，17%的增值税必须加进价格，但产品毛利率只有15%。”福耀玻璃创办人曹德旺也抱怨说：“与美国相比，中国的税负太高，我们赚一块钱，要缴一块一的税。”

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实际行动帮扶企业。特别是经济效益不好的企业与中小型企业，要让他们给员工涨工资，政府应体现责任担当。给企业减负也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提供了原动力支撑，避免企业因涨工资承受太大的压力。笔者注意到，中央出台了一些减税措施。比如，上调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对金融机构与小型、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对微型企业免征注册登记费等22项行政事业类收费。但是从企业发展现状来看，中小企业压力仍然很大，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还须继续加力。

此外，政府还要给企业提供资金、技术支持，破解部分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题，避免部分小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通过减税、融资等帮扶努力，帮助中小企业、困难企业提高竞争力与利润空间，有利于企业应对经济转型，也有利企业摆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加薪困扰，缓解“用工荒”。

政府除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做工资“加法”以外，还要做“减法”，让民众享受公共服务少掏钱。比如，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公共事业投入，补齐公共服务与社会救助短板，提高公共服务与社会救助水平，也很重要。民众享受公共福利政策的实惠，少掏腰包，也是在间接涨工资。此外，政府还需继续加大惠农、扶农力度，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帮助他们尽快致富，缩小城乡差距。

总之，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是企业与政府的共同责任。如果措施到位，各方尽力而为，可以创造多赢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