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新时代，网络舆论是民意表达的重要方式，自然也是各级领导干部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这正如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研中心特约研究员祝华新所说，“从内容传播到舆论形成，媒介生态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相当程度上，社会舆论在中国人的手机上生成”。“十三五”规划建议则强调，要“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健全社会舆情引导机制，传播正能量”。

纸媒时代，或因信息单向传播的原因，政府部门面临的舆论压力和现实阻力相对较小。但在“信息爆炸”的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不仅快、多、杂，往往还具有真伪难辨、谣言充斥、情绪泛滥等特点。像今年８月１２日晚，天津港突发特大火灾事故，舆情热度持续高位运行。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因开放性、平民化、交互性而成为事件传播的主要媒介，但由于内容缺乏约束、发布随意性大等弊端，一度让官方的舆情处置非常被动，甚至有网民发出“世界在看天津，天津却在看韩剧”这样的舆论调侃，给当地造成巨大压力。

网络是现实的延伸，网络舆情往往是具体现象的真实投影。网络上，一条极其偏激的帖子、评论，流露的可能是发布者对政府部门工作瑕疵或过错的不满情绪。２００９年，沈阳小贩夏俊峰因刺死两名城管队员被判处死刑，与“杀人偿命”的舆论伦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顾那两名城管队员与夏俊峰一样是弱势群体的事实，网上竟掀起一股“挺夏俊峰”热。一边倒的舆论情绪里，不排除长期积累的对城管部门的误解和对立。

这几年，随着网络与公众的粘合度逐渐增加，舆情事件的影响也从曾经的仅限于“网上”逐渐蔓延到了“网下”。今年国庆期间，旅游城市青岛因一起“３８元天价虾”而成为舆论焦点，本该第一时间介入舆情处置的政府部门却选择了“缺席”。受此影响，舆情持续发酵，最后演变为一场问责当地职能部门的漫天“吐槽”，不仅多个政府部门负责人因处置不力而被行政问责，还在全国各地衍生出各种与此有关的“舆情搭车”现象，影响甚大。

如今，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加上互联网的放大器作用，舆情压力更大，政府部门树立舆情意识尤为紧迫和重要。所谓舆情意识，就是领导干部自己要带头走到网络中去，认清网络舆论形势，感受网络传播规律；基层干部则应善于利用业务工作中的专业知识，扮演好传递官方权威声音的“二传手”角色。事实早就证明，“以躲为上”的舆情应对策略或许一时有效，但显然不合时宜。政府部门唯有正视并积极应对每一次舆情，才能将话语权牢牢攥在自己手中，避免因公信力的持续透支而陷入“塔西佗陷阱”，无法自拔。

其中，尤须明白的是，应对舆情的目的，绝不是要封堵消息，掩盖真相，而是消除误解，达成共识。因此，政府部门应对舆情的手段就不能只是“删帖”与“封号”，而应在处置网下具体事件的同时，做好相关信息的网上同步互通，确保信息在舆论传播中的真实性与权威性。如果信息发布不及时，披着“真相揭秘”外衣之类的谣言和各种歪曲解读就会应运而生，而这些积蓄到一定程度，极易引发各种连锁效应，甚至是群体性事件。

网络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着舆论格局。牢牢掌握网上舆论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需要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摸透网络传播“时、度、效”的规律，创新改进网上宣传，对接网民心理与需求，创造网民喜爱的表达方式，真正成为运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不断提高网上舆论引导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