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涛

近日，某代驾公司大数据中心发布了《2015中国城市应酬指数报告》。该报告基于对24个主要城市市民酒后使用代驾的大数据研究以及5000份调查问卷而形成。报告根据应酬频率、应酬时间、应酬地点以及城市人口基数等维度加权计算，得出中国城市应酬指数。报告显示，全国城市应酬指数排名北京第一，上海、沈阳、郑州等城市紧追其后。2015年中国主要城市平均应酬指数为67.8，较2014年同比下降近5个百分点。

城市应酬指数，可以说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说得粗俗一些，就是看哪个城市的市民更能喝酒、更会喝酒；说得高雅一些可能就是看哪个城市的酒场最多，尤其是商务招待场合更多。

在这份城市应酬指数报告中，既能看到“好消息”，又得看到“坏消息”。“好消息”无疑是，国人的平均应酬指数正在下降，今年比去年下降了近5个百分点，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摆脱一些酒场。而“坏消息”则是，所有的应酬中，真正的“酒逢知己”、“交流感情”的比例只有19%，而之如要账、清款、公司聚会以及其他则构成了81%。这说明，仍然有大量的职场人员，被绑架在酒桌上。自己的人生，也必须要和酒杯打交道。

这容易形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喝酒应酬可以成为生活技能。正所谓“学会应酬，半生不愁”。对于国人而言，应酬几乎成为谋生手段，而这种谋生资本有时说起来比学历、资历更加重要。这样的现实体现在招聘启事中就是，我们能够看到许许多多的单位选择新员工时会注明“能应酬”的标准。一些不胜酒力者，则会容易在这样的应聘中败北。

第二个问题是，越来越多的规则建立在酒桌上，而不是建立在阳光下，同时，这样的社会风气，无论在官场、商界还是在普通人的交往中，都容易产生“酒气”。虽然说许多规则都是有明文规定的，虽然说官场里也有“八项规定”及各地的实施细则，但谁也不能忽略酒文化对于这些规则的冲击。该付的款不付，该审批的项目不批，凡事都要交到酒桌上办理，这势必会造成社会不公。

滥醉的酒文化，已经让许多人不堪。即便是一些好酒之人，也可能有顾此失彼之时。可即便如此，应酬在我国也已经成为了一门大学问。在搜索引擎上只要搜应酬，很容易会出现一些“专业书籍”：《中国式应酬规则与潜规则》、《中国应酬学》、《应酬技巧》、《中国式商务应酬细节全攻略》，等等。这些书宣扬的是“饭局就是大局，摆平就是水平”，讲解的是如何通过喝酒喝回“应收账款”或要到“上级拨款”，如何能在酒桌上说让人高兴的恭维话。

应酬关乎的不只是人的问题，也能影响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当然了，或许有人会认为，应酬只要不是花的公款，法律与道德就不应该进行干预。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应酬得过多，会腐蚀掉相关领域的规则与秩序，会助长更多的暗箱操作。此语境下，我们联想马云“不请官员吃饭、不行贿”的言论时就会感觉无法相信。因此，还是希望通过国人的努力，改变一下“中国式应酬”，阳光化一些社会规则，更要改变被酒杯绑架了的悲剧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