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其洋

　　近日，象山县出台《关于开展婚丧礼俗整治工作的实施意见》，以遏制婚丧喜庆事宜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和整治婚丧喜庆活动扰民为主要内容，用“二倡导二禁止一规范”，想为泛滥的“人情风”套上“紧箍”(1月13日《宁波日报》)。

　　2012年，象山县就曾出台过遏制婚丧喜庆事宜大操大办之风的相关意见，再次出台整治措施，不能不说与省委第二巡视组近日的通报有关。元旦过后，省委第二巡视组向鄞州区、宁海县、象山县反馈巡视情况，其中有这样的说法：宁海一些领导干部参与赌博，婚丧喜事大操大办等社会不良风气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象山“人情风”、“赌博风”较盛，缺乏有效整治措施。

　　“赌博风”且不去说它，对于婚丧喜事大操大办之风，宁海、象山两地可以说是早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采取了不少措施。近年来，不光象山，宁海县在2011年11月、2014年6月也曾两次发文整治婚丧喜事大操大办之风。也就是说，整治此等歪风陋习，两地确实想了不少办法，定了不少规矩，下了不少工夫。但几年过去了，为啥没能“有效遏制”呢？三令五申却禁而不止，到底难在哪里呢？

　　中国人重人情、重面子。传统观念里，婚丧嫁娶是人生大事，场面一定要隆重，就算经济条件不允许，节衣缩食也要大操大办。“人情无利息，酒饭换着吃”，这是习俗，也是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地方这样的风气越旺，说明传统习俗保留得越好，人情味越浓。但凡事过犹不及，为了人情、面子，攀比成风，盲目炫耀，大操大办，就不是人情味和传统习俗，而是“人情债”和歪风陋习了。

　　这样的“人情债”和陋习，绝非宁海和象山独有。“风成于上，俗化于下”，风俗一旦形成，就会长在人们心里，很难改变。而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带头大办特办，更是助推了婚丧嫁娶“奢侈风”的盛行。尤其在农村，一些“成功者”为了“显示威望”，大操大办婚丧嫁娶之事，引得、逼得其他村民跟着办，左邻右舍“比志气”，兄弟姐妹“比能力”，同学亲朋“比高下”。大操大办，花的、送的可都是大把大把的钞票。送出去的想收回来，收进来的得还出去，谁都不愿意“只出不进”，谁也不可能“只进不出”，这就形成了一张环环相扣、纵横交错的大网。“人情不是债，提着铁锅卖”，虽说大家都感觉“吃不消”“没必要”，但就是没人“肯退出”“能退出”。

　　需要下大力气整治的问题，往往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规定出台，高压之下，歪风陋习一时敛迹，不是没有可能。但时间一长，力度一减，故态复萌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整治婚丧喜事大操大办之风，我们绝不能犯“幼稚病”“急躁症”，指望出台个规定，就万事大吉，也不能指望抓个一两个月、一两年就能凯歌高奏。记得去年春季，中纪委发布的数据显示，自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力反“四风”以来，违规配备使用公车、公款大吃大喝的发生率不断下降，大操大办婚丧喜庆的发生率却一直稳居第三。有专家分析，中纪委通报的数据和案例表明，违反婚丧喜庆禁令的官员以乡镇级居多，在80%以上，这与农村有大办红白喜事的风俗有关。

　　公款大吃大喝、违规使用公车，花的是公款，不让吃喝了、使用了，只是占不到便宜、揩不了油了，自身并没多少损失。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可就不一样了，一来，它原本就是一些领导干部“坐着等人来送钱”的大好事，岂肯轻易放弃；二来，当礼尚往来畸变成“交易”“债务”，如果没“要回来”甚至亏大了，恐怕谁也不愿意。新华社就有报道说，一些党员干部发问：在相关禁令出台前，送出去不少“份子钱”，现在自家有了红白事，却被“一刀切”了，成千上万元的“份子钱”岂不是打了水漂？

　　破网难在拆结。就像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发展室主任李炜所说，既然有了禁令，党员干部送出去的“份子钱”就不应该回收。党员干部既然选择了公职，就一定要在利益上作“切割”，舍弃一些东西。一位市领导在一次会议上也曾说过，领导干部不要再为收回送出去的那点礼“冒险”了，亏了就亏了吧。对于党员干部个人而言，这可能会是笔不小的损失，但这也是社会行进的“必要成本”，总得有人承担。

　　党风政风连着社风民风，让婚丧喜庆事宜更清新、更节俭、更文明，对于老百姓，我们只能慢慢引导、劝说、教化，对于党员领导干部，却是可以严管、严查、严惩的，这也是“把纪律挺在前面”的应有之义。唯有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严于律己，“吃亏在前”，以身作则，拆开自身的那一个个“网结”，才可能慢慢撕破那张让许多人欲罢不能的“人情网”。这是一场持久战，急不得，也松不得，必得驰而不息，久久为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