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山

　　南京虐童案被告人刑满释放，有媒体报道称其出狱后“身体虚弱呕吐”，被虐孩子说“很心疼妈妈”，孩子生母跪倒在她面前大哭“我对不起你”，光看那画风我还以为是跪迎英雄叩谢恩公。又说被告人感觉“很不适应在监狱内和吸毒的盗窃的关在一起”，“感觉自己被变成了罪犯”……言下之意好像是在说判错了、误伤了，把原本的“家事”上升到“犯罪”了。然而判决书上“故意伤害罪”写得明明白白，当初事发时被伤害男童满身伤痕的照片也记忆犹新，这些媒体怎么就只字不提了呢？

　　近年来很多媒体都有着类似倾向，总想方设法弱化犯罪分子的违法性，忽略犯罪事实，不是把他们塑造成“反抗英雄”，就是描绘成被公权打压的“弱势群体”。媒体具有公共属性，社会影响力极大，在这样的明示暗示诱导下，于是北京马彩云法官被害后有不少网民也开始揣摩“背后是否有冤案”了，在宁波城管遇害后又有不少网民脑补“城管是否暴力执法”了。这正是应了央视某位著名主持人的心灵拷问：是什么原因让这个五十多岁的老汉端起了枪？

　　媒体关心弱者，探寻事件背后的真相，是本职工作，当然无可厚非。而现在的情形却是，大家对受害者无比苛刻，一点小瑕疵都会成为“罪有应得”的解读，而对加害者、行凶者却分外宽容，丁点儿也要放大成“人性的光辉”。正像有网民形容的“对受害人，他们拼命寻找其黑暗面；对行凶者，他们拼命挖掘其身上的闪光点”，难道，不应该是颠倒过来？对受害者尽是怀疑主义，对加害者充满人文关怀，长此以往必将形成一个恶劣的思潮，使坏人行凶更加肆无忌惮，因为有了社会舆论的支撑和包容，而受害者及其家属则是雪上加霜，在身体受到伤害之外还要承受舆论的二次伤害。

　　也有媒体擅长把个体事件、偶然事件归咎为社会问题、体制问题。这个招数实际上并不高深，小学语文课上老师就说过要把作文的中心思想升华。所谓的深度解读、沉重反思很多也不过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般的生搬硬套。比如说兰州12岁女孩偷巧克力被抓后跳楼自杀事件，一些微博大V(我把它理解为自媒体)就把它定性为“社会问题”。往年的公交车自焚事件、砍杀幼儿园儿童事件，也有不少“中国良心”式的所谓公知，出来拷问是什么把凶手逼上了绝路。然而，把此类问题扩大解释、上纲上线，其实是在以社会分摊的方式为行凶者减轻、逃避罪责。在相对接近的社会环境下，有人如傲雪寒梅，在逆境中绽放自己的芬芳，为何有人就抡起雪球胡乱砸人伤人了呢？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内因是其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而外因则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二位的原因。无视行凶者的犯罪动机，强调行凶者的生活环境，无疑是将内外因的本末倒置。

　　在某个案件发生后，如果丝毫不给被告人申辩的权利，那是一种暴力和司法退步。但不由分说张口就问“这背后有什么隐情？”“这个社会怎么了？”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逻辑暴力？再怎么皱眉沉思、苦大仇深的样子，都掩盖不住脑门上一个大大的“装”字。作为个体，追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我标榜和价值补偿尚可理解，作为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媒体、媒体人，拐着弯独辟蹊径，刻意显示所谓的中立、超然、独到、辛辣，追求这类负面的社会效果，恐怕有违新闻职业道德。靠标题党、逆向思维短时间内是能博取眼球，却经不起良知和法律的双重拷问，媒体如果只满足于这样浅薄的快感，无疑饮鸩止渴。

　　惩恶扬善，不仅仅是作为个体的人的道德指标，更应当是一种成熟的社会规则。让好人受益、让坏人受罚，这当然不是媒体能做到的事，但媒体却有责任促成这种理念的形成和传播，以此让众人获得安全感。至此，媒体的价值才能得以真正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