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

　　根据我市刚刚出台的《关于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实施方案》，今后我市将加强对儿科发展的财政投入，到2018年，市妇女儿童医院儿科床位增加到1000张，全市二级乙等以上(含)综合医院均开设儿科门诊，二级甲等以上(含)综合医院设儿科病房，儿科床位数占医院床位总数的2%以上(2月14日《宁波日报》)。

　　不知从何时起，儿科在医疗体系中真的成了“小儿科”，靠边站了。无论中医院还是西医院，挂牌“儿科门诊”的少了，儿科病房更是难得一见，甘愿做儿科医生的也是少之又少，以至于各地纷纷出现“儿科医生荒”“儿科就诊难”等现象。

　　去年四川省两会期间，14名省政协委员针对媒体连续报道的“儿科医生荒”现状，联名写信给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建议修改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增设儿科专业。有委员介绍，四川省在成都之外的市州和县城，都没有专科儿童医院。儿科医生主要集中在妇幼保健院里，有的县只有一到两名儿科医生，基层“儿科医生荒”更明显。

　　但最终，委员们的建议没有实现。其实，即使教育部听取了建议，增设了儿科专业，也一样破解不了“儿科医生荒”难题。因为高校恢复儿科专业并未触及儿科发展危机的根源，即医疗体制问题。

　　在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下，公立医院面临创收压力，同样在心内科，一名儿童的用药量可能只有成人的几分之一或者十几分之一，医院难以从药费中获取利润。再说儿童不善表达，容易发生误诊，医患纠纷风险极大。为平安计，很多综合性三甲医院不愿开设儿科，开设了的也纷纷取消。说穿了，儿科不赚钱，医院不愿做赔本生意，当然不愿开儿科门诊和儿科病房了。既如此，医院也就不愿接收儿科专业毕业生。

　　就像儿童在人类社会中处于弱势一样，儿科在医疗体系中也处于弱势地位。儿科不赚钱，随之而来的是儿科医生的待遇低。低收入对应的恰恰是高负荷、高风险，加上职称评定难、升迁空间窄，很多儿科专业毕业生也不愿从事本专业，已经就业的儿科医生也难以安心工作，高质量的服务也就难以谈起。

　　造成儿科危机的根本问题不是教育问题，而是医疗体制问题。在现行体制下，儿科不赚钱的现状以及儿科医生“风险高、工作累、收入低”的困境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解决之道只能是像宁波这样，用行政手段，制定解决儿科危机的实施方案，创新落实儿科分级诊疗制度，快速提升儿科服务能力，促进儿童心理和康复服务体系建设，优化儿童发展的全周期健康管理。

　　破解儿科危机，“宁波行动”好就好在目标明确，措施落实，拿数据说话。如方案明确，各级财政对同级医疗机构按每儿科门(急)诊人次8元，每住院床日15元的标准，根据儿科服务绩效给予专项补助，并向儿童医院和儿科、儿童康复工作适当倾斜。到2018年，每千名儿童床位数增加到2.2张，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达到0.9名，每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至少有1名全科医生提供规范的儿童基本医疗服务。虽然这些是小目标，但汇集起来可以成就大目标，就能逐步解决儿科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