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昉

　　7月24日，《宁波日报》刊登中共中央关于追授黄大年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这个决定中的一些表述令人动容：“黄大年同志青年时期就立下‘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的宏大志向，他常说‘我是国家培养出来的，我的归宿在中国’，自觉把个人理想和国家发展融为一体，毅然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他秉持‘祖国的需要就是最高需要’的人生信条，为实现科学强国梦殚精竭虑。”“他倾尽心血为国育才，叮嘱学生‘出去了要回来，出息了要报国’，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出得去、回得来’的优秀科技人才。”字里行间，既充溢着对黄大年爱国之情、报国之志的褒奖，更寄寓着对海外学子的深情呼唤和殷切期待。

　　台湾诗人余光中曾经这样吟唱：“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片特定的土地上生息繁衍，每个人一出生就有了一种群体性归属，与这片土地形成一种难以分割的联系。

　　2000年左右，笔者从事人才工作时，无论是国家还是宁波，面临的挑战，首当其冲是人才短缺。在此之前，分别在1978年以后、1992年以后，国家有两次较大的人才输出。出去的学子漂泊在异乡，但仍在用他们所能用的各种方式为祖国服务。因为从当时的人才创业环境来说，国家包括宁波在内的高新技术产业的总量还比较小，集约化程度还不高，对人才的吸附力还不强。像数字图书体系、资讯、仪器设备等条件还不十分发达，而有些研究，离开了高端、前沿技术的支撑，是做不出来的。

　　现在的情况与那时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目前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稳步提升，整个世界看好中国的发展。政府在科研方面的支出每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一些实验室也非常尖端。在一定程度上讲，现在我们不缺科研经费，不缺高端仪器设备，缺的是世界一流人才。海外留学人才回归，既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海外人才寻求发展机遇的需要。我们要把这“两种需要”结合起来，储备高端人才，为未来发展布局。

　　就此，我们希望更多人才能像黄大年同志那样报效祖国、以身许国，这样的人才是最值得尊敬的。每个人才有他自身发展的需求，就海外留学人才来说，他们从输出到回归有一个过程。他们身上具有一种可贵的共性，就是爱国、怀乡、思归。强大的祖国是他们的后盾和依托，乡情、友情、亲情是他们难以割舍的感情纽带。这种爱国之心、怀乡之情，往往转化为归国之念，而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又强烈地吸引着他们。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建立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开放机制，有一片吸引和留住人才的丰美土壤，这些人才有地方可去，有作用可发挥。比如宁波，这些年来不断提升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发挥高新技术产业对人才的吸附作用；大力发展教育，发挥高等院校对人才的“蓄水池”作用；积极引进高层次研究机构，满足人才的创新创业意愿；从导向上和政策上面向企业，发挥企业对人才开发和科技创新的主体作用，极大提高了城市的人才承载能力。

　　“这西海岸的月亮，不是我见过的那一轮。它不能让我想起，桂树与玉兔的故事。这里没有嫦娥姐姐，这里的月亮也不甜。在这里我不想举杯相邀，月亮是有国籍的。”这几句话是我写给在美国访学的女儿的。现在她即将学成归来，我希望她好好地报效祖国，为宁波服务。我更希望海外的“黄大年们”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和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