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西流

《乡村爱情》制片人之一曲伟年在潘家园天雅古玩城内，手持道具炸药包，扬言引爆，造成现场秩序混乱。新京报记者23日获悉，因犯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曲伟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半年，未适用缓刑。宣判后，曲伟年未提起上诉。（2月24日《新京报》）

身兼编剧、制片人的曲伟年，因负债累累，便将电视剧中的道具“炸药包”，搬到了现实生活中，自编自演了一部“炸古玩城”的闹剧。然而，现实生活毕竟不是戏剧人生，可以虚构，可以“表演”；曲伟年因涉嫌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受审，也是咎由自取。事实上，近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事件在各地时有发生，尽管有的是为了一己私利，有的出于恶作剧，但均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并给公众造成一定恐慌。

从我国《刑法》对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的规定来看，此罪并不是行为犯，而是结果犯，即行为人实施了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的行为，只有达到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程度，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比如，2010年5月8日，河南小伙石雨打电话给机场，谎称已有人携带炸弹通过安检。该举动一度造成机场秩序混乱，8架飞机航班延误，1200余名旅客滞留机场多达两个多小时。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石雨犯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

再看曲伟年“炸古玩城”事件，虽然炸药包是假的，但曾一度引起现场秩序严重混乱。可见，曲伟年主观具有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的故意，客观实施了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当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论处。所幸的是，其事后主动投案自首，且认罪态度好，具有减轻处罚的情节，最终被判刑半年。然而，曲伟年应从中吸取深刻教训：不要将戏剧中的“暴恐”行为，带到现实生活中来。

特别是，曲伟年“炸古玩城”事件，值得多方反思。首先，就个人而言，在表达某种诉求时，要理性发言，依法行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兴起而莽撞行事，越过了法律的边界。就公共层面而言，应建立和完善工作、生活关爱机制，心理疏导、干预机制，以及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及时对心态反常和情绪失控的社会个体，进行心理抚慰和物质、司法救济，替其排忧、解难、减压，最大限度地将暴恐苗头摁灭。（张西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