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当记者问到全国人大提供的资料里，龚克的职务后面加了副部级。龚克表示，可别笑，这是丢人的事。他希望高校去行政化能够加快。同时，他还表示，斯坦福的教务长，可以变成国务卿，日本过去的文部大臣基本上都是东大校长出身。中国的政治体系里，过去从大学走到政府部门相对较少，所以大学校长走向仕途我倒挺乐见。（3月10日《新京报》）

确实，大学校长可以走向仕途，但做校长的时候不该同时有官员级别。长期以来，中国高校普遍有行政化级别，被人为分成了三六九等，高校领导也就戴上了不同级别的帽子。一定程度上说，过多行政化的不仅仅是教育领域才有，所以我们看到，既有像龚克校长这样公开表示高校应该去行政化的，也有在实际工作中确确实实感受到，如果大学没有了级别，很多事情不好办的抱怨。对于前者的观点，公众普遍支持；对于高校应该保留至少暂时保留行政级别的看法，在批评的同时，我们也该深思。

高校去行政化的难度不低，既有外界客观因素，也有高校内部原因。

于外部因素而言，因为教育的特殊性，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色彩，导致了公权力的介入越来越深。当下的客观而言，没有了行政级别的校长，找行政部门办事难度多半会变大。另外，校长、书记的任命，谁说了算也是个问题。即便已经获批高校章程的几所大学，这个问题依旧不好解决。有学者还指出，我国高校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而高校内部，这么多年以来，高校行政化浸淫后，不少教职工其实不仅习以为常，相应也形成了教育系统内部的既得利益群体，这正是问题的难解之处。大部分教授、校长、官员都对此欣然接受已久，改革的动力必然很小，改革的对象却注定基数颇大。在很多场合，我们都能听到不少高校校长、教育领域官员对现今大学行政化的不满和批评，但不能光看表面，当改革触及核心利益之时，改革的阻力大增，动力也就消减。

如上所述，高校行政化，既有观念的原因，更多也有利益的考虑。包括高校在内，教育恰恰是最不该行政化的，大部分教育界人士对此其实是非常明白的。大学也好，中小学也好，应该以学校的实力赢得社会包括官员的尊重，而不是靠行政级别本身自动获得不该有的社会和公共资源。国家教育中长期规划中，已经明确了政校分离、管办分离的方向，接下来重在落实。如果有更多的大学校长和教育界人士，能够有这样的自觉，能够像龚克一样大声说出来，把校长后面加行政级别当做丢人的事，高校去行政化，动力自然更足。

去行政化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败实际上至为关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不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大学不去行政化，高等教育就无法和国际接轨，就很难培养世界级的人才。古今中外经验表明，在现代教育体制中，政府可以通过拨款机制来体现政府对大学的管理，避免行政部门对大学管得过多、过死，以实现主管部门和高校的合理权责划分。

高校外部行政化的去除在于管办分离，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去行政化，必须有体现学术第一、高校自治的大学章程。目前，少部分高校已经制定了大学章程，这是好的开始。与此同时，通过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立法和高校内部的章程，互为补充，才能保证高校选任、议事、决策的独立性，最终实现政治的归政治、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

文/张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