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四倍

文化部近日公布的统计显示，2014年全国文化事业费达583亿元，相当于全国人均费用超42元。除了直接的惠民文化资金外，中央和地方财政还设立了规模庞大的各类文化产业专项资金，用于扶持文化企业。2010年以来，中央财政已下达192亿元，各地财政也有数亿到上百亿元的支出。财政专家估算，每年各级财政累计的群众文化活动和文化产业专项资金达数百亿元。（5月25日 新华网）

光看“全国文化事业费达583亿元，相当于全国人均费用超42元”，真可谓好事一件，但看到有的地方将文化投入变成对楼堂馆所的追逐，大量资金被花费在华而不实的“文化政绩工程”上，有的地方耗资数亿元、比照国家大剧院建超豪华剧院，号称打造文化标志性工程，建成后却鲜有演出，文化设施“空有高楼没有文化”……就让人五味杂陈，难以淡定了。如此尴尬的怪象，让我们不由得反问：人均文化事业费42元，你感觉到了吗？又是什么导致了“烧政府的钱没商量，揩政府的油不担忧”？

老百姓常说，“崽花爷钱不心疼”，用在“文化政绩工程”上一点也不过分，因为有些惠民文化项目是地方政府部门拍脑袋想出来的。专家指出，有些掌握资金的部门只是为了把钱花出去交差，至于这笔钱有没有花到群众需要的地方则完全不管，结果导致了一些形式工程，造成巨大浪费。显然也就导致尽管人均文化事业费42元，但公众无法感觉到，能感觉到的是那些权钱交易者和好大喜功的官僚们。

必须明确，各级官员关注政绩的动力超过了关注公共利益的良好愿望，因为政绩可能带来最多的利益，对干部本身最大的效用不是政绩，而是政绩所衍生出的利益最大化，如升迁仕途，相反，公共福利可能处于次要地位。之所以出现“资金给谁不给谁、给多少几乎没有标准，随意性太大”和“企业参与申报，必须削尖脑袋找关系，最终能否拿到项目资金，往往不是看做得好不好，而是看公关做得怎样”，就在于此。文化项目本身处于次要地位，能不能给官员群体带来收益成了主要考量对象。

财政投资被视为公共文化服务资金的重要来源。尽管各级官员都承认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是各级政府的责任，更有官员提出，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要树立两个核心理念， 一个是政府是社会公共服务的付费者和监管者，但不一定是直接提供者，一个是政府投资或付费目的是使社会公众获得适应需求的公共服务。但这些理论上的说辞抵不过现实的利益追求，更无法抵挡政绩的诱惑。

学者指出，当自律制度成为基本的制度安排时，其缺陷必然暴露无疑，即造成有良心的人，干得好的人，除了在荣誉上得到一些回报外，其他的回报就无从谈起，因为这是你应该干的，你必须奉献。当这种情形与没有良心的人、干坏事的人在良心制度面前肆意妄为的情形同时并存时，就破坏了一个社会应有的善恶必报、赏罚分明的机制和氛围，就会形成“惩罚好人，奖赏坏人”的局面。“文化政绩工程”辱没文化玷污“惠民”的症结就在这里，因为“烧政府的钱没商量，揩政府的油不担忧”。（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