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永华

榆林市榆阳区看守所以打造“书香监室”而闻名。有公开报道显示：该看守所在监所内的藏书多达2万册，其中有《三字经》和《弟子规》以及法律类书籍。就是这样一所看似文化氛围浓厚的看守所，却发生了民警指使狱霸殴打被关押人员，索要钱财的丑闻。目前受贿的民警已受到法律惩处，而相关管理漏洞依然存在，看守所民警索贿现象，可能不仅仅是个案（据6月17日《华商报》）。

自己的亲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关进看守所，家属亲友在痛心之余，往往会倾尽全力给身在牢狱之中的嫌疑人予以帮助，其最主要的形式就是给嫌疑人账户上“打钱”，寄希望嫌疑人失去自由之后在物质生活等方面有个改善。其实众所周知，身在看守所之中的犯罪嫌疑人是绝对禁止出所购物消费的，所有购物消费不仅有狱务人员或狱警“代劳”，消费的物品还必须符合看守所相关规定，看守所羁押人员账户上有多少钱，甚至家庭经济状况如何，看守所相关人员几乎都是“一本清账”，如果相关监管制度缺失，看守所工作人员尤其是直接负责监室的狱警，要利用手中权力克扣索贿或从嫌疑人家属身上捞取好处，不但轻而易举，受到特殊环境局限，嫌疑人包括嫌疑人家属既不愿举报，监管方面也很难查处，社会监督更是鞭长莫及。

有道是“兔子不急不咬人”，如果榆林市榆阳区看守所副中队长黄波过于贪得无厌，向嫌疑人家属近乎赤裸裸的索贿，还培植“牢头狱霸”对不愿行贿的嫌疑人进行殴打恐吓，这些嫌疑人家属恐怕也不会愤而举报。尽管黄波最终被查实索贿金额共计只有10多万元，还算不上“巨贪”，但其性质和影响无疑是非常恶劣的，把肮脏的贪婪之手伸向这些已经成为“法律鱼肉”嫌犯，表面上看是“索贿”，但在社会公众看来，这其实是借国家法律之名进行“敲诈勒索”，钻制度漏洞鱼肉嫌疑人。而黄波被抓几天后很快又举报出了接受被羁押人贿赂的“同行”，最终双双受到法律制裁。也让远近闻名的“书香监室”露出了“铜臭监室”的真面目。

尽管一家看守所出现两位民警向嫌犯家属受贿索贿的“丑闻”，但从“共性”的制度状况分析来看，这既不是看守所系统的个案，即便是在榆林市榆阳区看守所，对嫌疑人受贿索贿的民警也未必就是这两位“害群之马”。其一，看守所在押人员的伙食费标准偏低由来已久，给在押亲友送钱送物几乎是每位在押嫌疑人家属亲友的“必备项目”，不少嫌疑人家属虽然经济状况较差，但即使借贷甚至乞讨，也会尽最大能力给在押亲人“打钱”，特殊的环境给看押民警和狱务人员制造了巨大空间，缺乏有效的制度严管，势必会让一些意志薄弱的民警或工作人员见利弃义。其次市民看守所本身的逐利思维也会让某些“内部人员”滋生“靠所吃所”的念头，专供看守所在押人员消费的商店就是例证，这些商店以高于市场数倍的价格向在押人员兜售商品，其暴利背后究竟水多深，是否有民警参与其中，答案恐怕谁心里都有数。

其实，看守所各种“非正常”现象在坊间早就不是新闻，因其特殊的“封闭性”，其中很多问题也只是“流传”，并没有得到正规媒体报道的证实，比如说，一方面，即便是国家规定偏低的生活标准，落实到实际嫌犯身上也有不少缩水，“萝卜咸菜就窝头”，稀饭能照出“人影”。而另一方面，在押人员想改善伙食，就必须依赖家属“打钱”通过看守人员向所外指定商店购买，正如报道中所言，1元的榨菜卖5元；火腿肠统统10元一根。离谱的价格远超过最昂贵星级酒店。诚然，高墙之中不能与现实社会相比，但本应富含法律“营养”的高墙铁窗内反而成了法律死角，这是法治文明所坚决不能允许的。公众并不奢望关押犯罪嫌疑人的看守所能成为“书香监室”，更希望他是一座恪守法律规范的肃静之地，高墙铁网不但是限制嫌犯自由的象征，更应彰显法律的威严与公正，因此，对于任何破坏法律制度的贪婪之手，都必须彻底斩断，任何姑息与迁就，非但不能让罪犯“重新做人”，反而会成为重新犯罪的摇篮，让社会永无安宁。（朱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