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与孩子相关的悲剧接连曝出，将公众意绪带往“涕泪之谷”：如果说，毕节4名儿童自杀事件将“留守儿童心理危机干预”等议题置顶在公共空间，那发生在陕西宝鸡的父亲将2岁病儿扔枯井的惨剧，则令人五味杂陈。

这起惨剧，绝非简单的“兽父杀子”故事框架能概括：据报道，当事父亲孙某是宝鸡市金台区蟠龙镇村民，因2岁的儿子患有脑积水，高额的医疗费让家庭不堪重负，他产生杀害儿子的念头，趁夜黑无人，将儿子抛入镇街道以东的枯井中，致其死亡。

毒杀病儿，确实令人扼腕。都说“血浓于水”，何况对稚嫩幼儿怀有怜犊之心，是人性本能，将2岁病儿扔下枯井，作案手段岂是残忍二字所能描述？

毋庸置疑，孙某逾越人性底线的杀子行径，彰显的是亲情伦理的崩塌，也触犯法律。而今他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是自遗其咎、罪有应得。

但从舆论表情看，公众态度很是复杂：不少人唏嘘“病儿不幸，恶父不仁”，但也有人对孙某心怀同情——毕竟从新闻看，他这么做也有无奈的成分，因贫困家庭难以承受高昂医疗费，“实在没办法”才痛下毒手，而将病儿扔井中后，他曾连续4天到井边看儿子还活着没。就此而言，他似乎也并非毫无亲情担当的冷血者。他痛剜心头肉，也是被生活大山压倒后的无奈之举。

这也容易让人想到震惊一时的慈母毒杀脑瘫儿案：河南鹿邑农妇武文英，含辛茹苦将4个孩子拉扯大，两个大的是脑瘫双胞胎，因身陷绝境，2012年2月，她把农药瓶递给了两个脑瘫儿致其死亡。而事发前1个月，媒体还报道了她照料脑瘫儿19年的事迹。案发后，全村人对外保持沉默。10个月后，武文英选择了自守。2013年她受审时逾千位村民为其联名求情。

虎毒尚不食子，孩子恶疾缠身已是不幸，割断亲情脐带将其遗弃无疑太不该。可“慈母”与“杀子”之类的标签产生悲剧性交叉，也说明了，在极端个案的背后有着太深的情法纠葛，而它枕藉的背景墙就是底层生存的维艰。

可以看到，在这些悲剧中，贯穿始终的苦情元素就是“贫困”。悲上加悲的是，他们也很少被救助体系“眷顾”：即便有的被低保、新农合等覆盖，对改善其家境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救济圈未能覆盖，“解压阀”又匮乏，绝望情绪的笼罩，难免会让有些人找不到出口。

比如针对脑瘫、脑积水等问题，因其康复需要很长时间，故亟需长效性救助。可在多数地区，多年以来它既没纳入大病医保，也无针对脑瘫儿童的特殊政策。患儿虽也能参加“新农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但康复费用没法报销，治疗药物也不在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范围内。拿脑积水患儿需进行的脑室腹腔分流手术来说，手术费用约4到5万元，手术会用到分流管，但这个并不能报销。其成本大头最终还需患者家庭自行承担。

更别说，就算有些地方出台了相应救助政策，也可能是处于悬空状态，在向基层尤其是农村沉降的过程中，其覆盖面呈窄化态势。像河南省3年前已实施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但它实行“主动上报”机制，囿于信息蔽塞，武文英家庭就没搭上救济便车。这凸显的，是救济下沉中的“边际衰减”，这种现象尤为普遍。

布迪厄曾在《世界的苦难》中揭示个人苦难的社会性：“个人遭遇的苦难，看似主观层面的紧张或冲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会深层的结构性矛盾”。“病儿被父抛井”之类的惨剧，投射的社会深层问题就不容忽视，它也理应成反思的引线：关于脑积水等大病对症保障的补缺；对儿童大病医保的扩容；还有要保证救助下沉……要知道，与患儿一同坠入枯井的不止是人性，还有制度保障羸弱下的个体尊严。（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