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乾

近期，北京某商家组织一批女性营销员仅身着内衣内裤上街“裸游”，引起大量市民的围观及热议。据悉，北京警方已介入调查此事。（11月4日《京华时报》）

“肉搏”营销往往有之，而且一般都能收得奇效，即便这样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引起外界的非议，但商家的目的已然达到。在这个“眼球经济”的时代，不管是正面的赞许，抑或是负面的贬斥，只要能引发关注、吸引眼球，总会有人买账。君不见，在各类展销活动中，比基尼美女基本上成为“标配”。北京这一商家的行为，只不过是将展馆中早已为人见怪不怪的行为挪到了大街上而已。

显而易见，这样的秀下限、无底线的行为不应成为社会的常态，亦不应在市场中“如鱼得水”，对于这样的行为，社会当有说“不”的权利，公众也有非议的必要，否则，坐视这样的行为滋长，只会不断拉低社会羞耻度的下限。

目前，警方虽然介入了，但只是调查的阶段，违不违法、违多少法尚难以定论。而且，从现行的法律来看，至少在这一事件中，笔者看不出当事商家存在太过严重的违法，充其量，只能在《广告法》的框架中以商家促销违背公序良俗的为理由小施惩戒，或者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框架中以商家活动扰乱了社会秩序为理由稍加申饬。

显然，这样的惩治对于商家而言伤不了筋，更动不了骨，而且，相比商家已经吸引的眼球而言，这样的惩戒不啻于毛毛细雨，更显无力。可以想见，在未来，踵其事者岂能无人？实际上，此次行为乃是对不久前“斯巴达勇士”促销活动的继承。

但是，恐怕也只能仅限于此。虽然外界无比渴望公权力介入，祭出更锋利的法律之刃，给当事商家以惩戒，给蠢蠢欲动者以威慑；但是执法机关的职能只在于执行既有的法规规定，而不在于应社会的要求逾越其权力界线，巨细无遗地包办社会事务。如果执法机关呼应民众的意向而刻意加重惩戒，只会导致执法机关创设逾越其法定职能与权力的额外权力，所造成的危害不亚于前者。现实中，但凡执法机关逾越法律规定自行创设的权力，以及逾越其职能自行采取的行动，往往都会异化为干扰社会正常秩序的罪魁祸首，鲜有例外。

再者，即使社会所期待的修改法律也并非往往可取。道德与习俗固然需要法律的支持方能释放真正的力量，但并非所有的道德与习俗都必然需要法律来保障。道德之所以是道德、习俗之所以是习俗，就在于其外在于法律、高于法律。某些道德或者习俗的确需要转化成法律，那是因为它们的失守已经严重威胁到了社会与他人的安全。但大多数道德以及习俗只能由其停留在道德与习俗的层面，交由社会来评判、舆论来制约。否则，法律逐渐攻取道德的营垒、习俗的阵地，结果便是公权力逐渐侵蚀公共的空间、吞噬公共的领域。而一个健康的、良性的社会，公权力与个体之外，必须留有社会与公共的存在余地。而且，道德与习俗是逐渐演进、变化的存在，外在的制约也应当是柔性的，刚性的法律约束无疑扼杀了道德与习俗演进变化的可能性，扼杀了社会流变的灵活性。

所以，在某些涉及道德与习俗的问题上，尤其在涉及色与性的问题上，一味地寻求严刑苛法，一味地呼吁公权力跟进，并非明智之举。即便我们失望于现有法律的无力、痛心于现有执法机关的疲软，我们也要对公权力的无限扩张保有必要的警惕。

当然，就目前来看，针对前引新闻所体现的问题，法律与制度也并非无可调整，法制的调整虽不能是更严苛，但可以是更精细化，比如明确“肉搏”营销的场所要求，比如针对带有情色意味的展示引入分级制度，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