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阳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委组织部部长李启斌举了官渡区农林局一家下属单位编制不少、活却不多的例子。“一个月工作就围绕着救一只鸟。”最近一次编制调整，官渡区农林局编制从195个一下被削减到70个。(12月6日中国青年网)

站在保护野生动物的角度，不管一群鸟，还是一只鸟，当然都该救。但如果某些政府机构一个月下来，所有工作就只为救一只鸟的话，恐怕并不能说明这些工作人员尽心尽责“护鸟心切”，也不能佐证当地野生动物都被保护得很好，一个月才一只鸟需要救助。

类似现象其实并不少见。广州市法制办曾统计相关执法部门每年执法情况，发现某部门有45个执法编制，但3年下来，才办了88个案件。也就是说，一年下来一个人还办了不到1件案子。带来的质疑也是同样的，公众会相信此地群众都很遵纪守法、让执法人员几乎无案可办吗？

由此来看，追问的背后不外乎两种原因。一者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比如因城市发展而导致农林业务萎缩，但所谓的机构编制并没有与时俱进而精简，导致人力物力闲置过多。二者，懒政思维始终存在。比如某些业务量其实并不少，但个别人缺乏责任心，不愿意真正将工作抓紧抓实，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尸位素餐。更进一步说，如果此种思想不及时予以纠正，很可能“一个月还救不了一只鸟”。

而问题的关键，却在于如何去发现“一月只救一鸟”之臃肿。当前的简政改革，之所以说进入了深水区，一个重要特征便是有既得利益者的阻碍。仍拿官渡区农林局来说，要砍掉195个编制中的大部分，单位“一把手”不会愿意，毕竟谁愿意自己“管的人”越来越少？大部分职工也未必，在“铁饭碗”的私心作用下，恐怕也不会主动报告自己的岗位可有可无、可轻易离开。在改革的语境下，既然还不想改变，也就难免采取些“行动”。试想一下，如果不是上级部门明察秋毫，一个月的救鸟数量，会不会变成千万只，以此来反证该机构的存在价值？

此时此刻，笔者庆幸的是，当地有关部门及时发现了“一月只救一鸟”，并采取减编措施，但更担心的是，全国之大，还有多少单位、多少公职人员仍在上演“一月只救一鸟”，享受着悠哉乐哉的安逸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