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振伟

北京青年报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多所高校发现，女大学生求职时被问“你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几成“必问”环节之一。很多学生发现在简历中注明“已婚已育”的女生就业成功率更高。与此形成呼应的是高校内的“研究生妈妈”越来越多，有的院系就有十几个女生在校期间生子，甚至生子现象向本科生蔓延。（12月4日《北京青年报》）

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在市场经济下都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对企业而言，表现为利润导向，对个人而言，表现为理性经济人的现代人定位。既然女大学生供大于求，企业就要在应聘者中进行理性筛选，免除了生育成本的“研究生妈妈”们自然抢手。既然减少了求职失败的概率，读大学期间生育自然成了部分女大学生的“优化选择”。导师们虽然不满，却要理解女学生们的无奈之举。

以上分析用的是“压力传输”理论。企业给女大学生压力，女大学生给高校压力。那么我们要问，企业仅仅是出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法人身份，给予女大学“最好已婚已育”的压力？不排除有这样的企业，但今日企业特别是民企的负担压力之重，也是社会公认。以淘宝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对传统行业的颠覆，正在把压力层层传导给中小民企，特别是制造业，表现为传统企业的利润越来越低。而且随着法律的健全，企业需要承担五险一金等社会责任，并在不断调高，企业运营成本日渐推高。对勒紧裤带过日子的企业而言，有更多时间干活却无生育成本的“已婚已育”女员工当然是理性选择。

不要把高校“研究生妈妈”归结于来自企业的压力。根据“压力传输”的理论，还要触摸到社会给企业的压力。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诉求，如果企业招聘“未婚未育”女生并不吃亏反而得益，会不会出现反转？而这需要社会或者说政府把加诸企业的压力消去，甚至施加反向作用力。比如说对招聘“未婚未育”女生的企业，给予人均补贴，或者根据企业生育中女员工的数额给予相应的减税或者五险一金补贴，毕竟企业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也是在履行社会责任，为社会兜底的政府，有责任与企业一起承担对公民的责任。

社会的充分发育是现代社会的最大福利，而数额巨大有实力的民企是社会充分发育、保持活力的关键元素。为重负中的企业减压，是政府应该之举。更何况国人生育意向本来就在衰退，因为企业涉生育的歧视会让更多女员工放弃生育或生育能力减退。人口生育率不断下行的中国需要对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各个关键环节作一检视，为重压中的企业减压，把加诸企业的生育成本压力以补偿的方式搬去，对解决潜在的人口危机不啻为一理性之举。

“压力传输效应”催生“研究生妈妈”。别只怪诉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还要检视背后的社会压力。还是希望政府现身，为重负中的企业就女员工生育成本压力进行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