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波

随着中央反腐力度的加大，一大批贪官相继落马。让人瞠目的是，这其中许多是公认的执行力强、能办事、有手腕的“能人”。然而，这些“能人”一旦权力在握，而又失之监管，本我的“原罪”便苏醒过来，大玩权钱交易，或前腐后继，或身陷窝案。

这些“能人”当政时，往往表现出极强的政治能力：作风烈、胆子大，突出个人意志，展现领导魄力，只要他们想干的，就会快刀斩乱麻；敢干事、干大事，注重个人能力，不但非常“勤政”，并且“政绩”也比较突出。其中许多是“红毯明星”，似乎有很强的政治“后劲”。

但这些“能人”也表现出另一面：轻方法、重结果。做一件事，往往只看重目标结果，至于采用什么方法手段不以为意，往往以权压人、以势欺人，欲达目的，不择手段；行人治、无法治，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独断专行，刚愎自用，为寻求突破甚至架空制度，“强人”声誉的背后是极强的“人治”意识支撑。

一些“能人”的两面性不仅表现在其施政风格上，还表现在个人人格上。他们一方面大会小会地表演廉政“脱口秀”，一方面却大按捞钱的“快进键”。这些“能人”以雷厉风行之势发展地方经济的同时，也以权谋私，以各种“政绩工程”遮盖其贪腐本质。

曾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渔民拎着一桶螃蟹走在海滩上，别人看着他桶里的螃蟹说：“你应该用盖子把桶罩起来，否则螃蟹会跑掉的。”渔民笑着说“不会的，有一个想爬出来，其余的就会齐心协力把它拉下去。”我们姑且称螃蟹的这种“反向协作”为“群蟹效应”。

一些“能人”江湖义气、草莽作风之下的官场，不正如一窝“群蟹”？为了稳住“小团队”，搞自己的“江湖”，大官吃肉，小官喝汤，大家利益均沾，以为这样就可以捂严“东窗”。事发之后，又相互揭发，互相推责，以求立功轻判。大家活在一桶，死在一窝，把“群蟹效应”表现得淋漓尽致。

有些“能人”落马，公众无不扼腕叹息，这么“好”的官怎么会犯罪？有人对于倒下的“能人”念念不忘，历数其“丰功伟绩”，说其如何力挽狂澜，如何胆大风烈，表现出对腐败“能人”的怜悯与容忍。也有人认为这些人曾经立下了“汗马功劳”，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将功补过，应放其一马，让其“平安着陆”算了。

事实上，才不为德所用，其恶将更甚，这些红极一时的贪官确实有着卓尔不凡的能力与魅力。但功是功，过是过，法律上压根就没有“好贪官”之说，任何人犯罪都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能人”的帽子并不足以为其脱罪。

老百姓需要会办事、敢办事的官员，更需要能办事、办好事的官员；老百姓需要一只能抓老鼠的猫，更需要一只自己不偷粮食的猫。２０１４年中央巡视组在第二轮巡视整改情况报告中，首次使用了“能人腐败”一词。“能人腐败”现象应当引起重视，落马“能人”官员应当成为警示标本。

应当看到，当官员升到一定级别，权力的增速远高于他们受到的制约与监督。腐败“能人”身边往往存在许多贪腐的机会，如果再有一帮“群蟹”拉其下水，这些“能人”很难独善其身。从这一角度来讲，如何保护官员，净化官员周围的环境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官场的“群蟹效应”应当被破除。

当前有人大叹“为官不易”，但更应当看到的是，国家培养一官更不易。中央之所以对腐败“能人”不容忍，就是为了表明“誓将反腐进行到底”的决心，以警醒更多“能人”强化自律意识，把“能”用在为地方谋发展、为人民谋福祉的正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