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锐

实际上，这两项制度都还有提升空间。有必要早日实现，一旦失信，就将终身被列入失信黑名单，这才是法治社会与信用社会的真正意义所在。

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执行局局长刘贵祥6日透露，最高法的信用惩戒系统不断发力，截至2015年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的共计308.02万人，自动限制其购买飞机票375.71万人次，限制购买列车软卧、高铁和动车一等座以上车票59.88万人次，有约20%的被执行人慑于信用惩戒的威力而自动履行了义务。

部分被执行人不仅不履行生效文书所确定的义务，还肆意进行高消费行为，既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也对司法权威、法治尊严构成严重挑战。在此背景下，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制度与限制高消费制度相配套而生。

一方面，对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被执行人限制坐飞机、高铁等高消费；另一方面，对已违反“限高令”以及其他具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被执行人，则将其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之予以信用惩戒。考虑到采取相关措施的案件都是“骨头案”，20%的自动履行率也意味着相关制度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更将助力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

而实际上，这两项制度都还有提升空间。目前，在信息发布后主动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中，因交通出行受限、出入境被限、贷款、信用等级评价、资质认定被限等原因而主动履行义务占了绝大多数，因为慑于其他限制而主动还款的在实践中几乎很少见到。

这或许在于我国缺乏完善的信用系统，多数高消费场所无法查询到相关信息。而另一方面在于办案资源所限，法院无法全面地向各涉高消费单位送达“限高令”协助执行通知书。要让“限高令”发挥更大作用，就需要从各省份高院乃至最高院的层面，与各协助单位及其行业协会搭建起信息共享、共建、共用渠道，给老赖们编织起一张“限高”之网。

就“黑名单”制度而言，目前，或许是为了鼓励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相关制度规定，如果被执行人履行了义务或者与申请人进行了和解，“法院应当将其有关信息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中删除”。我以为，这只是执行举措有限背景下的权宜之计，长期来看，失信被执行人侵害的不只是债权人的利益，更是侵害共同利益的违法行为，不能将删除黑名单作为某种鼓励其自动履行的“交换条件”。

可喜的是，2016年2月底，人民法院将与全国40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网络对接，对被执行人在全国任何一家银行的账户、银行卡、存款及其他金融资产，执行法院可直接通过网络方式采取查询、冻结、扣划。届时，法院的执行力度将成倍增长。有必要早日实现，一旦失信，就将终身被列入失信黑名单，这才是法治社会与信用社会的真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