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海宁

时下，延迟退休是社会热议话题。但在湖南一些地方，近期有一些年龄并不算大的“局办委”或乡镇“一把手”、重要班子成员向上级打报告，要求按照地方“公务员５０岁或５０岁以上可退居二线、享受比在职时更高待遇”的政策，自请“早退”，成为“休而不退”的“散吏”（４月５日《瞭望》周刊）。

官员“早退”也称“内退”，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退休，而是提前退出现有岗位，即退居二线。据笔者长期观察，“早退”官员大多挂个“调研员”职务，基本上处于闲散状态，有的偶尔到单位转转，有的赋闲在家，有的做生意或到处游玩。可以说，官员“早退”现象很普遍，并不是湖南地方独有。

该报道指出，官员“早退”现象与机构改革、利益嬗变、“为官不易”、能力不济等因素息息相关。的确如此，有的地方机构改革后事少官多，“早退”成为消化多余官员的办法之一。有的官员在反腐、考核压力下，通过“早退”逃避压力。归结起来，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有内部规定为依据；二是有相关利益诱惑。比如，某些地方内部文件规定，公务员在５０岁以上就可以提前自愿退休，与之交换的条件是工资级别和待遇可以提升一级甚至三级。湖南某县也规定，凡是被批准提早退休的干部，工资待遇可以提高一级发放。

既然有内部规定为依据，官员自请“早退”就有了理由，而工资待遇大幅提升无疑具有诱惑力。当然，并不是每个地方官员愿意“早退”，有的地方官员其实是“被提前离岗”，比如某市要求“早退”官员在“自愿报告”上签字，不签字就是违反组织纪律。相对而言，自愿“早退”人性一些。

尽管官员“早退”有利于干部队伍年轻化，有利于解决机构改革遗留问题，但其负效应也不容忽视。

增加了行政成本。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地方通过提高工资待遇“鼓励”官员“早退”，增加了行政支出。另一方面，在很多官员“早退”的同时，单位往往还会招录部分新公务员来补缺，招录新公务员等于又增加了一笔开支，因为“早退”官员并未到法定退休年龄。

影响其他官员心态。当公务员５０岁或５０岁以上可退居二线，不仅５０岁以上官员没有干事的动力（等着退休），４０岁以上的官员（本来既有工作经验又有精力）也认为自己没有晋升希望了，工作积极性就会受影响。笔者所接触的４０多岁或刚过５０岁的官员中，不少人就表示准备“内退”。

不利于推行延迟退休。“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方案”已经成为一项国策，意味着延迟退休铁定要推行。在很多人看来，不少官员“早退”后不干工作不产生价值却享受着高待遇，如果让老百姓延迟退休为养老基金缴费不公平。也就是说，要想让老百姓支持延迟退休，官员不应该“早退”享福。

需要指出的是，地方“早退”规定详细内容没有公开，公开的信息中，各地“早退”标准也不同，有的规定５０岁以上退居二线，有的规定５３岁以上或５５岁以上。这种差异，可以理解为地方规定因地制宜，但每个地方划定的“早退线”是否合理，官员“早退”后闲散状态是否正常，值得审视。

官员“早退”，在某些地方、某些时间或许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在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情况下，就已经处于一种近似退休的状态，不仅会造成人力（或人才）资源浪费，而且也增加行政成本，还影响到很多中青年官员的工作积极性。因此，应早日对“早退”现象进行顶层设计、规范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