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弓

新华社３月１日发表了一则新闻，其中有新任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王国庆接受采访时说的两句话：“越是敏感问题，越要想办法说清楚。只要不影响国家安全和大局，一些问题为什么不能说？”编辑将这段话加粗以示重要，笔者也赞成王国庆的观点。

王国庆的许诺，第二天就兑现了。３月２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举行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王国庆回答了凤凰卫视和凤凰网记者提出的“敏感问题”：中央政府如何评价香港的“旺角暴乱”，全国政协有什么看法，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全国政协的港澳委员应该怎么做等等。这些问题确实有相当的敏感度，王国庆也基本讲清了中央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观点和方针政策。

不仅是王国庆。３月４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傅莹向中外记者回答了更多的“敏感问题”：如居民小区拆围墙问题、人大对“一府二院”监督问题、为境外非政府组织提供更规范法治环境问题、所谓维权律师被逮捕问题、南沙扩建岛礁问题以及朝核、中俄关系问题等等。对于这些犀利的提问，风格独特的著名发言人傅莹，都做出了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详尽回应。

“敏感问题”，外延很广，王国庆这里说的，应该专指政治方面重要的又有争议的问题，如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宗教、人权、国防、外交等方面。依我看，政治上的“敏感问题”，一般包含三重特点。一是涉及国家利益，有些甚至是国家核心利益；二是民众比较关注，特别是知识层次高一些的群体更为关注；三是存在着分歧，对有些问题的认识甚至严重对立。这类重要而又复杂的大事，政府机构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要主动地、认真地、坦诚地向公众说清楚，以消除误解以至误判，达成共识、促成共行。这个“说清楚”的重任，非政府机关莫属，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法替代，也替代不了。

新闻发言人肩负双重责任。他们既要代表政府向记者并通过记者向公众阐明观点和立场，体现政府的权威性，又要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尽可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又因为“敏感问题”往往存在各种不同意见，要把它说清楚有相当难度。所以，在不少新闻发布场合，有些发言人常常有意无意地回避。遇到“刁钻记者”揪住“敏感问题”不放，他们的对策往往是消极的，或问而不答，或语焉不详。其结果，不仅没有给公众对重要问题的认知带来助益，反而给造谣生事者留出了空间。

要把“敏感问题”说清楚，发言人既需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还需要作出不懈的努力。王国庆之所以能对“敏感问题”对答如流，是因为他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为了这个首场发布会，他已经辛苦了一个多月，经常每天工作１０多个小时，收集了１４００多个问题，听取了６０多个部门的情况介绍。他还广泛与主流媒体、都市媒体、网络媒体、外国媒体等沟通，了解他们关注的问题，实现“供需对接”。傅莹虽是公认的老练发言人，但对如此众多的高难度“敏感问题”，不下更多的苦功夫，要一一说清楚也是不可能的。

新闻发布会不可能经常开，它的议题量也有限。旧的“敏感问题”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敏感问题”。所以，要想把所有“敏感问题”主动、认真、坦诚、及时地向公众说清楚，就需要各地的干部和主流媒体经常、积极地参与。

有些问题长期争论不休，有些小事端酿成大事件，有关各方的干部和媒体因为怕负责任而“不敢说”、因为自己没弄明白而“不会说”，是逃脱不了的主要原因。就是说，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发言人的责任担当与勤奋工作，不仅各地的新闻发言人应该学习，各级领导干部和主流媒体也应学习和效仿。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形成活跃而又和谐的舆论环境，才能把全国人民的思想和力量凝聚到共同的大目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