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弓

新闻作品被侵权了怎么办？很多人会回答：依法维权，不配合就对簿公堂。

回答没有错，操作起来却没那么容易。

先说“依法”中的那个法，就是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可是，《著作权法》里关于新闻作品的保护，有很多地方语焉不详。其第５条、第２２条规定，时事新闻不适用《著作权法》，有关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可以合理使用。上述规定总体上说是恰当的。因为新闻涉及公共利益，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有利于国家治理。就是说，对这类新闻和文章，著作权人的权利得让位于公共利益。但何为“时事新闻”，何为“时事性文章”，缺少具体的表述。

所谓的“合理使用”，《著作权法》第２２条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作品时，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然而，在网络环境下，合理使用还是以营利为目的，也不容易区分。因为新闻或文章很难界定其是否带来利益，网站的获利很多情况下是间接的。

其次是，对簿公堂，获益不大。从１０年前开始吧，就有《新京报》《中国新闻周刊》等传统媒体多次起诉网站擅自转载其文章的案件，但大部分不了了之。近年也有大型报业集团高调声明维权，但久久没有下文。原因之一是取证困难。按照“谁起诉，谁举证”原则，诉讼方需要提供侵权证据。但网络上的证据消失极易。有些网站让员工以普通人身份上传文章，然后由网站转载，侵权主体是谁呢？侵权造成的损失可能不小，但单篇文章的价格往往不高，从几十元到几百元，要起诉，需要有相当大的量才能获益。但批量大了法庭难以承受，因此常出现法庭建议分开起诉的现象，以致最终原告只得放弃。

再者，网站的转载其实也不是完全“无偿”。因为网络快速、无界的特点，转发就会扩大被转载作品及作者的影响。这一点，传统媒体的记者编辑心里是明白的。他们的好稿申请表上，常有该篇文章发表之后，被多少网站转载之类的内容。评委们投票之前，也会关注文章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就是说，新媒体的“无偿”使用，至少在客观上提升了优秀作品的影响力和媒体的品牌效应。笔者在传统媒体从事评论工作几十年，文章被“无偿”使用的，几千篇次是有的，但我的维权行动只有一次。

那是１９９２年４月，我的评论《敢闯“绿灯”》在宁波日报上发表，浙江广播电台随后播出。可不久发现，该文已被转载了三次，始作俑者是《改革报》。写信给该报总编，指出未经本人同意转发文章不妥。过了个把月，改革报社给我寄来了汇款单，金额４０元，算是稿费。以后，被侵权的情况不断增多，我的心态却发生大逆转———侵权越多，侵权媒体的级别越高，反而越开心。因为所有的转发，在更大范围内扩散了我的观点。写评论的目的，不就是想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说出来让更多人知道吗。再说了，与其把大量时间耗费在维权上，还不如把它用到多写更受欢迎的稿子中去。

当然，个别不能代替一般。既然法律不适应互联网时代，那就得修改。很多专家提出了这个建议。但也有专家认为，《著作权法》的修改，也会遇上两难。作为修法者，既要保护新闻作品的著作权，又要考虑新媒体的进一步发展；既要阻止侵权行为，又要保障公众知情权。新媒体的发展壮大，有力地促进了信息的传播与共享，空前地满足了公众的新闻需求。如果受到著作权的过分制约而使新媒体走向衰落，那就与社会发展逆向而行了。

被一些同事视为理想主义者的我，此刻又冒出一个理想主义的建议：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都是吃新闻饭的，不该剑拔弩张，而应携手合作。传统媒体发挥自己在产品生产上的优势，为社会提供尽量丰富的优质产品；新兴媒体发挥自己在传播上的独特功能，为社会提供更加迅速便利的服务。修订法律的部门，则以平衡双方权益、保障公众知情权为宗旨，制定新闻作品使用上的明确规则。这样，不仅能促进新闻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公众也会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