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网报道，12月7日，就是国际艾滋病日后的第6天，四川省西充县某村，200余位村民用写“联名信”的方式，决定要将村里一位携带艾滋病病毒的8岁男童坤坤驱离出村。（新京报）

试想一下，一位8岁的艾滋男童没有感受到社会的关怀，反而受到全村的联名驱离，这种“歧视”将会是多么大的压力，对孩子幼小的心灵又有着多么大的摧残？对于这种行为，毋庸置疑，我们是要谴责的，然而谴责之余，我们更需要改变。

其实，村民的“背叛”并不是男童不幸遭遇的全部，透过村民的视角，暴露的是中国基层艾滋病防控的诸多社会问题。问题的根源是村民观念落后？不全部是。作为公众，寄希望于谴责村民来改变男童的境遇，既不现实的，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艾滋病问题。

莫非男孩就没有寻找社会温暖的希望了吗？当然不是，但这需要我们社会各界用真正的行动去把防治艾滋病的网络织全、织细。事实上，针对防治艾滋病国家已经出台了“四免一关怀”等政策，但不幸的是，艾滋男童没有享受到这项关怀，这也恰恰说明基层的政策落实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尤其农村这些政策“末梢”，更应该值得关注。

除此之外，社会的帮扶也至关重要。这一方面需要教育、医疗、民政帮困等机构给予大力帮扶，让艾滋病儿童也有学上、有饭吃，可以享受正常儿童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社会的观念氛围也至关重要，没有好的生长环境很难帮助一位儿童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现在来看，坤坤被“敌视”不仅仅因为他是艾滋病患者，还因为他放火烧过邻居的干草堆，甚至点过油井，还偷过邻居的钱和手机。但是，试问当地村民，如果一位小孩长期在缺少教育与爱的环境下成长，在暗含着歧视的环境下成长，怎么能有良好的德行？如果说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那么作为成人的村民应该主动打破这一循环，把孩子拉到良好德行的轨道，而绝不是驱离。

总之，面对联名驱离艾滋男童，谴责之余我们还要去改变，这需要全社会协同发力。只有构建、完善艾滋病防治、关爱的社会系统工程，艾滋男童才会不孤单。